第一个吃“螃蟹”——咸安乡镇管理体制改革透视

2月13日，一片片轻柔的雪花飞向鄂东大地。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严洲村举行的“乡镇领导班子推荐会”上，62岁的袁尚政代表15户农民投下神圣的一票。“这是我有生以来未曾见过的新鲜事。”老汉说。

19日，该区官埠桥镇选举镇长、副镇长的结果刚一公布，场外顿时鞭炮齐鸣。几位放鞭炮的农民扳着指头说出三个“以前没有过”：让群众“海驯乡镇领导班子，以前没有过；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通过竞争择优、在党代会上直选产生，以前没有过；全区所有乡镇“四大家”合“一家”，以前没有过。

一场开全国之先河的改革，在咸安是怎样推开的呢？

上面没部署，手里没文件——改革的“依据”是什么

咸安这场改革，发生在两个七天中。元月13日，乡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在贺胜、横沟两镇启动，19日结束。2月13日，改革在全区其他乡镇全面推开，至19日，新班子全部产生。

改革的动作发生在两个七天中，酝酿却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

去年初，在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支持下，区委主要领导开始吹风。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不理解。一个带共性的反映是，上面没有部署，也没有正式发文，我们自个儿搞改革，“依据”何在呢？

由上面直接布置，有红头文件为据，按统一模式进行，照葫芦画瓢甚至要求开点“小灶”。不少人习惯了这样的改革。

然而，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一道绕不过的难题摆在了区领导面前。改革前，该区农村一年各种收费5000多万元，改革后核定税费为1237万元，实际收到手的只有600多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300万元。账算下来，缺口高达3000万元。

还有的人摆出这样的现实：一个乡镇，牌子挂了三四十个，内设机构十多个，几乎所有省市机关在乡镇都有“脚”，这与市场经济“对”得上“号”吗？

酝酿的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咸安区“四大家”领导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逐步形成共识：乡镇机构，不改不行。“依据”是什么？是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咸安实际的结合。

左邻右舍都没动，我们为何要“挑头”——改革要不要“齐步走”

即使大家认识到该改，但该改不等于要改。为什么？左邻右舍都没动呀。

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少。要说乡镇困难，并非咸安一家。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难。人家过得去，我也过得去。改革，就得上下观照，左顾右盼。大家都在“齐步走”，咸安为什么一定要去做那个“排头兵”呢？更何况，你一个人往前跑，人家都不跟着上，那滋味儿好受吗？

改革，常常难在这个“排头兵”难当。区委书记宋亚平说，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从众的安全感与先行的孤独感是相伴而生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往往来自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的习惯势力。不冲破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就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没有人第一个吃“螃蟹”，螃蟹永远上不了餐桌。为了咸安的长远发展，也为了给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探路，区委一班人鼓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

抓改革与抓发展——改革的“位置”在哪里

改革在酝酿之中，时不时传来这样一种声音：咸安已经搞了那么多改革，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经济发展。理由很是堂皇：经济工作是中心。潜台词却依稀可辨：改革不过是“瞎掰人”。

区委用事实澄清“杂音”。不说别的，咸安这几年干部分流、企业改制、教育体制改革，下岗人员超过13000人，要不是通过改革建立了“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咸安的今天怕没有这样安宁。改革和发展是统一的，结论就写在咸安近几年的成就中。相反，一些地方把矛盾捂着、盖着，一旦问题爆发，付出的代价要沉重得多。

区委一位领导分析说，说这话的无非两种人。一种人是怕改革改到自己头上，丢了“帽子”；另一种人是怕承担压力，工作难做。打的是“发展经济”的旗，算的是“规避风险”的账。

当然，任何改革举措的出台，都要细心论证，精心组织。他说，但若是怕担风险而不敢改革，发展必然受影响。

咸安的改革，就是冒着各种风险、顶着重重压力在前行。

记者点评：

有人说，改革难，动真格的改革更难，动真格搞没有先例的改革难上加难。咸安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在做这么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我们在对他们的改革勇气表示赞许的同时，还应该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