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4岁的时候,走进了考常过去专考干部的官,这回成了考生。他参加的是目前中国官员公开竞考最高级别(副司局级)的考试。这将是他20年公务员生涯中一个重要台阶。
他叫徐世平,国家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的处长。14年前,中国干部录用制度改革刚刚起步,他就参加了为公安、检察、司法、税务、保险、银行等13家机构公开招考干部的方案设计。那次轰动全国、有百余万人应考的尝试,已被记入中国人事改革的历史。3年之后,作为国家人事部考录司处长的徐世平,参与设计了国务院6个公务员制度改革试点部委的公务员考试、面试方案。
“我自己参与设计了这个考试制度,又成了部里第一次副司长竞争上岗、第一个面试的考生。说来也挺幽默的。”徐世平说的是他去年参加的国家人事部第一次晋升副司局级职位面试时的情景。
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考试,有的人甚至从两三岁进入幼儿园时就开始经历考试,以后还会接连面对决定人生命运的中考、高考、托福、GRE、硕士、博士……但是升官考试―――小官考大官,而且是竞考政府较高职位的官,还没多少人经历过。以往的年代里,到了这样级别的官位都由盛部级任机关直接选调任命,没有考试一说。
7月天,北京最热的季节。在机关大楼最大的会议室里,徐的身后是黑压压的几百名满怀期望、热情和好奇的旁观者,还有几十家新闻媒介的记者。
“怎么样?有点紧张?你这个有经验的考官,没问题吧?”主考官、常务副部长张学忠话语柔和亲切,微笑着鼓励他。
“我当时真的紧张起来了,这是身不由己的事。我当了多少次考官记不清了,但是像这样被人考一把……没人能在那种环境里轻松得了。”
我得知他去年在10比1的竞争中落败,不久前又去参加了部里第二次副司局级竞争考试,虽然就在竞争结果“公示”前夕,但他看上去心情平静。
“一般来说,这类考试不应制造这样不必要的压力(众多旁观者),只有演讲式考核才这样。当然我是考生,我不好说什么了。”三句话不离本行,徐对考场的环境设计至今保留看法。
我告诉他为什么坚持采访他,是因为他有勇气参加第二次竞争,并且已经连闯三关进入了最后16比8的“季后赛”阶段。他说,这16人中同样考试经历的还有3人。
“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一拼再拼。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1970年当工人,干过车间主任,当过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从基层提拔到机械部机关,以后又调进人事部。在部里我走过的岗位很多,我有过4个第一,第一批挂职锻炼有我,第一次处级跨司轮岗有我,第一次副司局竞争上岗有我,很有趣,这回第一个面试的又是我。”
“你天生有面对挑战的兴奋吧?”我随口问道。
“也可以说是吧。考场上我对学忠部长也这么说的。当时大家哈哈一笑,我就松弛多了。”他接着说:“第一个面试是很难打高分的。我做过很多面试(考官),很清楚这一点。因为那时考官群体对题目的理解、对面试者的感觉(整体素质是高是低)都还不摸底,他们只有通过对考生群体的总体把握才能确定。换句话说,第一人很可能成为试验品。”
“这就是晕轮效应。如果后面的考生某一方面比你强,你自然成为评分标准,而后面还有9个人,或许就有9个甚至更多超过你的方面,所以你不可能成为第一。”他说从10颗蜡丸里刚一抓到这个倒霉的小纸条那一刻起,自己就条件反射般分析了自己面临的窘境,他很清楚自己必须立即冷静下来,拿出应考策略。
去年的竞争共两个职位,一个是国际司副司长,因强调外语和外事经历,只有该司3位处长竞考。再就是10人竞争的企业管理司副司长了。
他回忆说,从候试室出来,进入准备室。考题发到手,有半小时准备。考题集中在企业领导的专业范围,与徐的预想有距离。“这30分钟搞得我很紧张。赶紧拉提纲,拉呀拉呀。考生有多么艰难我现在才感受到。我当时想,最好能坐着答辩,这样裤子不会出什么事。我细致地想过自己穿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希望我的西装别出毛玻”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想笑。“功夫还是负了有心人啊1
他没介意,接着说:“我制作过国家公务员第一次面试的录相带,分析过其中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比如,旁边的人突然哄堂大笑,你却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时根本不是你答错了题;考生进考场,怎样来争取印象分,怎样发挥,让考官更了解自己,而任何做作都将非常不利……”
“你有勇气再来第二次竞争,自己很有把握了?”我问。
“我很清楚自己没有更多机会了。”徐说,“我回避不了。谁不想上?”可他没料到第二次竞争可比第一次难度大多了。这一回,部里把竞考扩大到部属各事业单位,拿出8个副司级职位,竟有45人报名,只有十几个有竞争资格的处长放弃了竞争。
明知报考人数陡增,要层层淘汰,形势相当严峻。可是“工作紧张得让你喘不过气来!正赶上全国劳模评审,中央盯得很紧,一点毛病不能出!处里就3个人,副处长突然要做大手术……我们司长很支持我,他带着两个年轻人上会忙活,让我在家值班。我很感激。所以这回若是再不成,真对不起大伙儿。面子是个压力,可这压力比我自己的面子还大。”
45人报考,笔试第一关淘汰掉20人。徐世平再次步入面试考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