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申论热点：坚持“从严治党”的四个理由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条例》第二条中得到了再一次强调。

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党不管党”，那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怎么个管法？只有两个字：就是“从严”，松松垮垮、疲疲沓沓无论如何是管（治）不了党的。所以，管党（治）一定要“从严”。翻一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著作、文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论述，譬如，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之说。

不过，只要你不是故意回避现实，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确是执政党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它，不是出在理论上人们认识不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实际上这简单到了无需论证的地步），而是在实践上存在着“总是解决不怎么好”和“总是解决不怎么了”的难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执政党总要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原因所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总是解决不怎么好”和“总是解决不怎么了”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们肯定有自己的见解，而对中国社会发展还算比较关心的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这儿谈的也算是自己学习《条例》的一个体会吧（当然，属于抛砖引玉的一孔之见）！

第一，缺乏监督使“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缺乏制度保证。

一二个人出问题，还是好管的，一大帮人出问题，就比较麻烦、比较难了，这就叫“法不责众”（或“纪不责众”）。现在大家明白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对“第一把手”的“管”，是对“第一把手”的“严”，一般来说，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都管好了、都严对了，那么，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了（邓小平语）。但是，在过去，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譬如，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沈阳的土皇帝慕绥新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所以，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这是个“通脖，结果是什么？是“谁都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在缺乏管（治）的制度保障情况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又怎能落实到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行为中去呢？所以，它也就只能停留在政治口号的号召式层面上了。

第二，党內的“山头主义”现象阻碍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执行。

在这里我提出了一个“党内的‘山头主义’现象”这一“敏感”而又有带有“争议成分”的概念。

“党内的‘山头主义’现象”这一提法有没有根据？大致有以下几点：（1）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经常进行“党内路线斗争”，因而经常有“路线内”（“正确路线”）和“路线外”（“错误路线”）之分，前者是“自己人”后者则是“外面人”，一般的规律是对“自己人”不怎么太管也不怎么太严，对“外面人”当然是“严管”的，必须看到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自己人”和“外面人”的带有“山头主义”色彩的管理模式仍有一定的影响。（2）党内提拔干部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你办事，我放心”这种上级决定下级的“六字方针”之模式，这一选官模式带有一定的“人治性”，有一定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起作用，容易产生“你是我的人”、“他是他的人”这一“山头主义”倾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就比较难了。（3）受当今腐败窝案串案特点之影响。如今社会腐败经常呈现以“第一把手”为中心的官员链，这些腐败了的“第一把手”经常是将自己“信得过、靠得妆的人放到“关键部门”、“要害部门”，腐败分子的这一发展特点使这些地区（或单位）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变成一句空话（指案发之前），同时也加大了案发之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