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高等教育“赶超”时代结束教育新闻

    从经济系统的动态演进趋势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后者不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也为前者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高等学校跃进式的规模扩张，既是决策层面对通货紧缩威胁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也反映了部分教育相关人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有“赶超”心理。既然是“赶超”，就难以从根本上实现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从而使教育供给难免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官方公布的一次就业率虽然在70%以上，但培养质量的显著下滑和高学历低使用现象已经凸现；另一方面，高级技工和技师的严重匮乏，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近年来始终在2以上。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教育结构的扭曲。经过实践的检验，扩招的淡出也成为应有之举。

    由于教育资源相对紧缺、教育供求仍然失衡，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招生增量的下降必然导致进入价格的提升。当然，在政府实行严格价格管制的教育市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名义价格会维持稳定，但一些学校通过变相收费，导致实际费用很有可能上升，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成本。管理部门显然看到了这一问题，教育部等七部门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下发了《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强调“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坚决制止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

    表面上看，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淡出，是为了缓解就业总量的压力；更深层次地看，高等教育进入“后赶超”时代，有助于解决当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学历人才就业的质量会显著提高。近年来，鼓励高等院校毕业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的措施其实是无奈之举，博士争做办公室文员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极大地浪费了现有教育资源。在“叫停”扩招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会有所减小，更多的人能进入适合自身专业和能力特征的岗位，提升就业质量。

    更重要的是，从高等教育扩招中节省下来的经费，可以流向中等职业教育，从而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整个制造业体系总体上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生产的附加值很低。以手机行业为例，2003年我国成为最大的手机出口国,全年出口手机9534.3万部，其中国产手机仅有171.9万部，还不到出口总量的2%。如果按出口额来计算，国内手机的份额就更加可怜，出口附加值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囊括。本土企业虽然在国内市场占有50%以上的份额，但核心芯片和高端显示屏基本上要依靠进口，而这恰恰构成了一部手机的绝大部分成本。在本土企业迫切希望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时，中等职业教育提供的大量优秀产业人才，以及在他们中间产生的高级技术人才，正是劳动力市场最需要的。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是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1999~2003年，经济增长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弹性也几乎旗鼓相当。在进入大众教育时代后，《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相继颁布，200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650万人，实现了比上年增加招生100万人的目标，今年将进一步扩大招生100万人,毕业生就业率会保持在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