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价值坐标_三个代表论文

【标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价值坐标
【作者】宋镜明/罗永宽
【作者简介】宋镜明　罗永宽　武汉大学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为21世纪的党建提出了新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以深厚的历史感和敏锐的前瞻性，及时有效地对这些新变化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和实践上的调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供了根本价值坐标和准则。
【摘要题】理论园地•“三个代表”专题
【关键词】“三个代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价值坐标
【正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中国共产党所处地位的变化为立足点，正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它以国际环境的变化为着眼点，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走向，强调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去武装党员和干部，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始终处于先进地位和时代前列；它以中国国内环境的变化为出发点，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和调整人民群众中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这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它使全党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主体，说明我们党对政治认识的深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推进政治发展。先进的政治文明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即指执政党影响和操作国家政权的途径、方法及运行方式，或者说是执政党领导国家机构及社会组织的机制和体制，其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一般政策层面上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即指党在领导和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事务时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和手段。它们显然牵涉到执政党的领导思想、领导体制、领导作风、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等诸方面因素。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当前就应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与时俱进，从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创新入手。
　　　　一
　　科学的思想路线是我们认识客观实际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党要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在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来说，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就是要从党情出发，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任务发生的变化。
　　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准确地概括过这种变化：“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国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由此可见，党情的变化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党的地位、党所处的环境、党的任务和党员队伍。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切实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纵观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各国党盛衰沉浮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执政党的活动具有客观的规律性。这些基本规律和运行机制，诸如政党的定位及其功能、政党的执政方式、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监督等，理应属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思想成果。中国共产党53年的执政实践及党的建设经验，既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又凝聚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围绕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所奉献的巨大理论勇气和非凡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并发展巩固的，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工作机制是有优势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差距。当前突出表现在党政关系和党的工作机制方面：在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已经出现深刻变化的新局面下，各级党委仍然不同程度地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有些地方党委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甚至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党管一切的框架里，自觉不自觉地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相应地，一些地方党委对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工作不够尊重，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四套班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常委会，常委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书记，存在重大事项党委书记个人拍板、基至唯书记个人意见是尊的不正常现象。显然，办事的主观随意性距科学决策相去甚远，更遑论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了。这样，一些地方党委既难以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去研究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也难以具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难以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因此就难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领导干部个人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主观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党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的问题。从体制来看，我们党长期在很长时期内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寓党于政、以党代政的集权领导模式。广义地看，这种本质上属于党政合一制的一元化领导，按一般意义理解，是现代政党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原则，也不失为政党以国家形式来治理社会、实现其纲领的有效途径。历史地考察，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初期建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总体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却伴生了领导体制上的诸多弊端。其主要就是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的职能和相互关系的混同，且其关系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具体规定，有些方面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党委和政府职能相近，机构设置重叠，领导分工交叉，权利职责不清，极易造成党政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和政府首长不团结。这些弊端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势必影响党内团结，妨碍经济和社会发展，损害党的形象，乃至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要求有与新的体制相适应的执政方式。邓小平在1980年初就明确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的重大课题，指出必须努力改善党的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并开始把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与治国之道、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强调党的领导的最本质性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处处包办代替，这就为共产党的更新执政意识提供了认识前提。党的十三大在此认识基础上，初步阐述了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作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此后的实践着重从党政分工入手，探索出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分离式”的执政方式。它因为在实践中党与政的权限设定和划分难以操作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势必要求党去继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执政方式。但总体而言，这些围绕着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改革的极具价值的探索，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三中全会以前权力过度集中、以党代政的局面，并为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对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进行探索。江泽民在1989年底就指出，“我们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要认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9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仅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机制，也为实现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的转换奠定了体制基础。1992年以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执政和领导这一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江泽民适时地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党的十五大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并把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与党的领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