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_图书情报论文

【作者】张福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题】传媒观察
【正文】
　　大众传媒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肩负着意识形态使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政治需求往往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大众传媒除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作为公共空间是新时期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
　　　　　　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是我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发展需要
　　人类是通过沟通而形成社会的，而沟通又凭借传播。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是自发的、不经意的，因而是无序的、无组织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活动节奏的加快，传播逐渐成为社会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活动，于是，以传播、沟通为宗旨的大众传媒便应运而生，并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政权政治不能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便负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但是，众所周知，西方媒体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政府的“喉舌”，有的甚至是媒体左右政治，以它独立的意志构建社会，与政党争夺受众，争夺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以至形成“媒体政治”的情况。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功能，很少提及其公共空间作用。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与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通过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这种沟通是信息的双向传递、接收、交流和分享），以促成相互间的了解、共识、好感与合作。这时，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灌输与接受、宣传与听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民主的互动，而媒体的作用则是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并重的前提下，通过民主对话、民主协商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所以，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成为联系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的桥梁与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发展①。就我国的情况来说，长期以来，传媒常常仅被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几乎单一地在扮演“代言人”的角色，更多的是“惟上”，其公共精神品格往往被悬置，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弱化，难以给受众以“自己媒体”的感觉，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其作为公共空间而被赋予的引导、凝聚民众的功能与潜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充分的挖掘。当然我国传媒这种职能单一性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是我党执政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囿于“革命党”的思维模式，未能随着形势的需要适时地实现传播方式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社会宣传，也正是借助对革命的性质、前途、形势、任务、策略以及统一战线、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等问题的广泛宣传，团结和动员了一切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了一切反动势力，才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报刊、广播这些大众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革命越成功，其“合理性”就越高，思维惯性就越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体制是在吸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部分地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社会结构来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是惟一的主导力量和操作力量，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不同结构与功能被同一化，甚至一元化了：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或者说，公遮蔽了私，国家遮蔽了社会，政府遮蔽了民间）。在这种高度政治整合的社会中，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成了党和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是我们曾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要统一起来，按照社会需求制定计划，然后按计划去执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不会有过剩，也就不会产生危机。这样一套设想必然要求运行机制是高度集权的。而这套高度集权的模式与领导革命战争的那二套模式非常相像，也非常相适应。在某项政策制定下来之后，马上通过各种组织体系进行全社会动员，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②。相应地，大众传媒作为“喉舌”，只强调对群众中不合组织意图的意见和看法加以引导和控制，这种泛政治化的做法，显然是执政理念以及经验习惯上仍然沿用革命党那一套的投影。
　　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只有人民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显然，传统的管理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诉求。于是，民主的要求也就高涨起来。要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正如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的：“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这一论断相伴随，中国共产党正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卓越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速进行自身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意识上、观念上的，它将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组织方式、党与国家的关系等非常广泛的层面。毫无疑问，这必将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深刻影响21世纪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与革命党不同，执政党的任务和目的不再是通过社会动员夺取政权，而是维护新建体制，让社会在这一体制下正常运转。与革命党相比，执政党所代表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继续用革命党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要使社会发展起来，作为执政党，必须想方设法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必须强调民主协商和各阶级、各阶层的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与合作基础。
　　应当承认，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喉舌”，大众传媒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喉舌”的传播一般是即时的、鼓动性的，它往往是单向灌输，让人被动地接受。而传播对象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随意接受摆布的。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作为“执政党”，我们的宣传模式、思想工作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勇于变革。而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使其发挥公民社会的某些作用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会将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联系起来，在协调、平衡和统一各种不同关系、不同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政府与公民在了解、沟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实现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将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更广泛的支持，从而促进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和对政治的自觉认同。
　　可以说，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提供了基础与前提。同时，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也是我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发展需要。
　　　　　　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是不行的。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政府由全能型转为有限型，公民社会日益壮大，需要大众传媒以“中间机构”的身份协调二者的关系，寻求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大幅度放权，国家与社会由高度一体化到逐渐分化，国家权力不再是社会惟一的支配力量，社会不再被包括在国家的概念之内，它逐渐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并日益成为控制社会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众多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与政府机关并存，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互补，形成了社会控制的多元化特征。其间，政府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公共空间开始活跃。随着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化（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而主要以社会公共权力持有者的身份，通过法规和政策来调整和干预社会生活），政府作为直接的组织者退出私人生活领域乃至某些公共生活领域后，接替政府承担起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维持社会秩序责任的，则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有利于公民摆脱对政府的依附，使个体自由而独立地发展，从而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增加社会的稳定程度。当然，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如缺乏正确引导，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但其推动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一来，随着新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及维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