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_图书情报论文

【作者】单波
【摘要题】理论视点
【正文】
　　　　　　一、作为历史现象的跨文化新闻传播
　　新闻作为一种公开传播的信息，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具要素。社会越开放，越是现代化，人们通过新闻信息交流建立起互动的社会化生活、满足生存和发展的愿望，就越强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传播又在特定的文化圈中成长，传承着一定的文化，受制于一定的文化，开放并改变着一定的文化，同时，还发挥着联系各文化圈的纽带作用。尽管新闻的意识形态性，同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一样，具有排斥性与对抗性，但跨文化的新闻传播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延续下来。
　　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跨文化新闻传播是现时代特有的景象，是由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人体延伸”景观。其实，这只是技术决定论者所看到的表象。从根本上说，跨文化新闻传播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世界历史是指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着依存关系，都不可独立于世界历史轨迹而发展。很显然，跨文化新闻传播就存在于“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历史进程中。本来，人的历史是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开始的，是在人的物质联系中演进的，但由于人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同时生产着人的精神交往需要，人在物质联系中不断地产生出精神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的普遍交往也得以建立起来，以致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跨文化新闻传播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精神交往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出现，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们推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有助于开放自我、开放社会，更好地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
　　17世纪，在强大的社会与技术潮流的推动下，欧洲北部诞生了近代化的报纸，其中一股潮流是商业活动逐渐兴盛，人们需要有关价格、供给、需求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有时是来自另一个国家，有时则是来自另一块大陆。另一股潮流是，除了宫廷官员和贵族外，连一般老百姓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而且大众感兴趣的范围超过自己的邻近地区，涵盖全国及其他国家。这些潮流连同出版控制的挤压，使新闻传播开始呈现跨文化传播的端倪。如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新闻时事”于1619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第一份英文“新闻时事”也是在阿姆斯特丹发行；1622年，第一份在英国发行的“新闻时事”，报道的是来自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闻。然而，这些只能算作是自在的跨文化新闻传播，那些自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还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到19世纪，欧美部分关注世界局势发展的报纸，已有专人负责阅读外国报刊，并挑选读者感兴趣的文章加以转载；有的报纸还花钱请居住在异地或国外的人撰写新闻稿。1833年，法籍匈牙利人哈瓦斯在巴黎买下一个翻译社从事外国报刊翻译，随后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跨国传播的新闻通讯社，使用信鸽在欧洲各国首都间传递新闻。从此，那些大大小小的新闻通讯社就在控制与反控制、对话与对抗相交织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新闻交换。
　　对中国新闻史家而言，外国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的。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式新闻性刊物中，有关中国政事的消息，完全依赖在北京发行的京报，尽管他们完全看不上京报，认为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自己有益、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但是，为了使自己的报刊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他们深知应顺应中国的国情，实行中西方新闻传播的“杂交”，如此才能打开文化征服的道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采取“附会儒学”的策略，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上印上“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以使中国读者产生亲近感。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习华文，学华语”的西方传教士很注意以四书五经的格言装点他们的刊物，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闻报道，如有些新闻的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显然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写法，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在这种包装下，西方的基督教、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文明慢慢地渗透进来。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毕竟带着文化征服的味道，如王韬所言：“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与此同时，在《论中国自设西方日报之利》一文中，王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不仅要广泛地创办中文报纸，而且还要自办外文报纸，以发挥对外宣传的作用，以防止外报在中外交涉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应对中西文化的冲突、探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中国文人把报刊从受制于传统文化的边缘状态移入引导中国文化转型与创新的核心地带，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并把报业的兴盛与发达看作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指标。就像吴恒炜在《知新报缘起》一文中所言，报纸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形象地表述了报纸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同时，他还表述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博，译报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溥。”在这里，作者把国家发展与报业网的建立、新闻传播内容与传播范围、新闻传播权及其保障、新闻传播效果以及报业研究一一联系起来，俨然要把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虽说这些维新派的办报人士在“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的笼罩之下，只想到上下内外之通与“国事”的关系，把报业与政治的联盟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严重忽视了报业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广泛联系，但由于他们已处于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之中，即已处于破除传统的“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辩”的思维模式、树立把中国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国家思想”的过程之中，因此，他们又在客观上把对报业的思考引向了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之中。这就产生了一种历史效应：在一场跨文化传播的运动中，技术与工商业的优势使西方文化反客为主，战争简化了中西文化传播的手续，宗教也扮演着中西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而新闻传播真正完整呈现并参与中西文化的全面接触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涵化”过程，从而取得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地位。
　　在上述浓缩的新闻业历史图景面前，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新闻业进入技术高度发展的20世纪之前，跨文化新闻传播早就作为一种精神交往现象而存在了，它不是现时代特有的景象，不是仅仅由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人体延伸”景观，而是植根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的历史现象。
　　　　　　二、全球化与跨文化新闻传播
　　自从麦克卢汉1962年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以来，“全球性的”（global）一词已经历了以“主义”（-ism）、“性”（-ity）、“化”（-ization）为后缀的一系列思想的扩展，既被赋予时代的特性，又被赋予理论化的品格。不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它都成了现时代最强劲的社会思潮之一。按照约翰·汤林森的说法，全球化一词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一种发展过程，即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各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的时间——有形或想象的——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把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
　　但对全球化的理解并不这样简单。事实上，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一些人眼里，它是一种帝国主义特有的带有等级的东西，是一些核心文化所表现出的愈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是美国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产方式。有些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发展为美国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渗透着美元、微软、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CNN、杰瑞·斯皮林格、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更有趣的是，在当代英语中，“全球化”还出现了两个同义词——“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这就是说，“全球化”还可以是虚无缥缈的、无可比拟的“时尚感觉”。有些人又认为，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其基本原理在于，资本主义必须扩大再生产，市场必须扩张。这类见解的共同特点是把全球化看作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以致主权国家体制解体、稳定而完整的国家分裂、文化多样性消失，出现大联合的世界社团或国际社会。与此相反的见解是，全球化不是那想象中的地位稳固、自信自负、在全球行使霸权主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力集中地，而是一张离心网，网中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游移不定的，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相互关联、互为解释的复杂形态。
　　如果按前一种看法来观察，全球化将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终结。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在消灭了闭关自守状态后，落入一个更大的权力支配体系中，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性的完全丧失和世界的完全融合，相反，它尊重各国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多样化的有机统一体，满足多样化的精神交往需要。但是，如果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一全球化的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而这些批判性材料无疑是把握“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从总体上而言，人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人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尺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消灭民族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的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以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