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轨迹_毛泽东思想论文

为了制定新中国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经反复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并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早在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中，便代表中国共产党阐明了新中国的治国方略，建国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9月21—30 日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国家大法，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实施这一根本大法，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国家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赢得了第一场辉煌的胜利。《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顺利实施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创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
2.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识和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根本的、最长远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作出他认为必须作出的决策：（1 ）当时我们党刚刚登上执政地位，缺乏经验，而国家因为长期内忧外患和连年的战争，经济非常落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2 ）刚刚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在美国支持下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并一次次策划和进行了各种颠覆、破坏活动。而国内的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也遥相呼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和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活动。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并非共产党不想集中主要精力来搞经济建设（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抓经济建设），而是客观上迫使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继续去考虑和处理有关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问题。（3 ）建国以后，毛泽东耳闻目睹并亲自批准处理了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从上到下”出现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腐化变质分子。毛泽东认为，这些腐败分子已经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干脆说，他们已经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影响共产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障碍和敌人，因此，共产党和他们的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斗争”。（4 ）包括毛泽东在内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均是从长期革命战争过来的，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敏感性、重要性等有着长期的体验和认识，因而对阶级斗争问题有着特殊的警觉。（5）在毛泽东执政的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部分是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对党、对人民朴实、忠厚的感情，但在执政的位置上如何全面、准确地分析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仍缺乏相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这也是后来在毛泽东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容易导致出现偏差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6）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给我党造成了严峻的局面。
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继发动朝鲜战争以后，又在越南燃起战火，并在我周边国家和地区策划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对我实行各种孤立、封锁、扼杀政策，并多次实施了武装挑衅等。这些事实表明，在毛泽东执政的那段时间，我们党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关大局问题上，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严峻的。
3.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政策、规章，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4.建立全国和地方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二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通过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亲自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向、道路和政策的重要决策，领导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建设事业，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1.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争取国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好转。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蓝图，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并被写进《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针。
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新的更艰苦的斗争。至1952年底，我们不仅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战争，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对人民政权的各种破坏和反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胜利，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的重大的、辉煌的成就。这里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毛泽东为核心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三年艰苦奋斗的心血，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伟大胜利。
2.领导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出国家工业化第一步，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为了更有步骤地组织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在1951年2月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思想，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直接主持，从1951年春开始了我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
随着“一五”计划的逐步制定和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得到基本好转，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决策，并于1952年提出了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一转变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使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3.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推动人民公社体制变革的实现和完善。
随着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苏联援建的156 个工程的陆续“上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潮。
在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经过党内外反复的争论和商讨，党中央在1958年5月5—23日成都召开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制定了由毛泽东倡议提出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有“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许许多多事业中发挥过我们今天难于想象的重大的、积极的（也包含着一些消极的）作用。
毛泽东当年一方面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感到欢欣鼓舞，并满腔热情地支持干部群众敢想敢干敢闯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表示了善意的理解，并给予了及时的正确的批评和引导。
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体制变革之初出现的失误。他曾花费大量心血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并亲自主持于1961年5—6月间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重要文件，使人民公社体制逐步稳定下来。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废除为止，前后在新中国历史上保留了约25年的时间。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有人称它为“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有人用“一大二公”概括人民公社的功与过，有人把公社体制变革初期出现的“大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当作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现象，还有人把人民公社当作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等等。作为曾经在农村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见证人之一，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最起码可以说是浅薄的、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
应该客观地承认，在这25年间，由于全党和亿万人民公社干部群众的辛勤努力，人民公社在团结和教育、组织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相当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思想意识，动员农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推广科学种田，培养大批农村工作干部，镇压农村被推翻的封建势力和地主富农对人民政权的反抗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共和国公民，有效地巩固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等方面是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亿万农村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