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文学性成分_哲学论文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          ; 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  o佛莱明（Ian  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  like  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  chats"）。在"I  like  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代理，被So纳泼（Steve  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  Benn  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核心，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  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  将  "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代理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代理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