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坚拒蒋介石拉拢_哲学论文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授意，然后通过冯雪峰联络，浙江省籍的著名作家鲁迅成为此组织的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为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鲁迅得知这个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在这一期间，小道消息甚多，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会日报》曾发表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称“鲁迅被捕”。次日的天津《大公报》，也刊登过“鲁迅在沪被捕，现押捕房”的消息。又传说鲁迅即将与当局“合作”，更有甚者说鲁迅遇害。在“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鲁迅之罪状，或叙鲁迅之住址，“意在讽谕当局，加以搜捕”的险恶形势下，鲁迅于1月20日由内山完造安排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面的黄陆路的花园庄小旅馆避难。  

    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淞沪战争。全家陷入火线的鲁迅再次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迁入内山书店三楼避难，前后共计49天。  

    1934年8月23日，内山书店的两位年轻店员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为防这两人说出鲁迅住址，鲁迅又迁入千爱里3号避难，由内山书店的店员中村亨彻夜陪同往宿。直到9月18日，被捕的两位店员保释出狱，鲁迅才结束了这次27天的逃难生活。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前述那个内山书店，中国各家报纸多次写到它的名字，连电台也不止一次广播过，甚至由报纸发行的上海地图也特别标出了内山书店，报纸还报导过鲁迅在内山书店平安避难的消息。可见这个内山书店并非是什么“秘密据点”，内山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起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在暗中保护着鲁迅的安全？或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的“通缉令”本身就是一纸空文，只起恐吓作用？在鲁迅研究中，这是很少有人探讨或虽有探讨但却浅尝辄止的话题。  

    一种解释是：历任国民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如有难，蔡元培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去挽救他。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关系密切，这也起了保护作用。  

    这两种解释均难以服人。蔡元培是位文官，他的能量毕竟有限。宋庆龄与国民党当局关系亦不好。如果这两人能量大到能通天，这怎能解释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要知道：暗杀杨铨其实是对蔡元培和宋庆龄的警告。与此同时，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也上了暗杀名单。  

    第三种解释是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讲的：“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轻意下毒手”。这种说法也过于笼统。威望再高，国民党当局可以用制造车祸一类手段推卸责任，不一定要大张旗鼓和明目张胆去捕人、杀人。国民党要镇压反抗者，是不管对方威望高不高的。像上海《申报》总经理、总主笔兼上海市参议长史量才，算得上是威望高的社会贤达，可因其“九一八”以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照样在沪抗公路上被特务刺杀了吗？  

    第四种说法是：鲁迅躲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当局的镇压功能无法达到。这亦不符合事实。只要国民党下决心逮捕，他们可与租界当局交涉，用引渡办法将其缉拿。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柔石就是先由租界当局逮捕，然后再引渡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蒋介石曾想会见鲁迅

    关于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下达近7年之久，而鲁迅未曾入狱的原因，这是不少鲁迅研究者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  

    这也难怪：过去研究鲁迅，受种种条条框框约束，认为鲁迅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会成为国民党利用和“策反”的对象？如果成为蒋介石争取的对象，一定会有损于鲁迅的威望。另方面，用线性思维的方法认为国民党当局只会镇压革命作家，而对他们的两手策略及其交替使用则严重认识不足。  

    笔者于1997年访台时，为此事专门请教过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张放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拿出他的《记陈纪滢》一文给我看，边看边给我讲解说：  

    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透过蒋孟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梦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蒋介石便找蒋梦麟作替身。文中讲的“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己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这里记载的蒋介石谈话与张放说的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拉拢鲁迅的最低要求是要他出国，通过“放逐”把鲁迅的声音闷死，让其成为“活尸”。更高的要求是要他发表声明，如小报所说的与当局“合作”。这样职位“当然保留”而不会被开除；“如果有别的想法”即有升官或更优惠待遇的要求，亦可满足。为达到这目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便改变战术：由硬的改为软的，由通缉改为感化，由逮捕改为放逐。如有可能，蒋介石甚至想和鲁迅亲自会面，做他的工作。  

    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那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他写的文章，他编的进步刊物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越是在这革命紧要关头，最危险的时候，他越是跟革命群众一道顽强地战斗。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文革”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蒋介石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