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台湾现代派文学研究管窥_哲学论文

【标题】台湾的台湾现代派文学研究管窥
【英文标题】Taiwan Studies on Modernist literature of Taiwan in the Author's Restricted View
　　ZHU Li-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Fujian Normal Univ.,Fuzhou,Fujian 350007
【作者】朱立立
【作者简介】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朱立立(1965-)，女，安徽潜山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台湾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不断的诠释、论争和批评过程，概括而言，台湾的台湾现代派文学研究有四种话语：批判与否定现代主义，为现代派辩护；搁置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争执的形式批评；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历史寻踪与文学史定位。在有关台湾现代派文学长久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重要的理论难题：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美学冲突；后发性现代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摘要题】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英文摘要】Taiwan literature of modernist school emerge and develop in company with unceasing processes of annotation and debate and criticism.In relation to Taiwan studies on modernist literature of Taiwan,four kinds of words can be summarized.These include:criticize and negate modernism;speak in defence of modernist school;formal criticism while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disputes are　laid aside;and historical tracing of modernism in Taiwan and its positioning in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Some important difficult probloms are concealed behind the long time disputes on Taiwan literature of modernist school:aesthetic clash between modernism and realism;legitimacy of the sequel to modernism.
【关键词】台湾文学/现代主义/话语/后发现代性/Taiwan literatwre/modernism/words/sequel to modernitg
【正文】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2)03-0112-09
　　台湾现代派文学是一种吸取外来文化资源而生成的本土文化现象，蕴含着后发现代化地区文学现代性建构的悖论。现代派文学的成长、调整与发展，伴随着不断的诠释、论争和批评过程，台湾及海外就产生了很多现代派文学论述，这些成果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重要参照和思考起点；任何论域的研究都包含着学术积累的过程，因此，梳理与辨析这些观点各异的论述就很有必要。
　　　　　　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
　　90年代，本土化论述和后殖民主义话语高扬，现代派文学被看作是“台湾亲西方的殖民地文化的表征之一”，[1]台湾出现过一篇《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文章，对60年代台湾是否存在过人们普遍引为常识的现代主义文学表示质疑。[2]
　　质疑有两点：一是现代主义在台湾不只限于60年代，现代派作家并未在60年代以后就停止创作，相反，一些现代主义成熟之作正是出现在60年代之后，认为现代主义终结于70年代的看法是不对的；二是台湾现代派文学不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本源于深刻的西方现代社会危机，是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产物，它要叛逆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异化体制，要反抗的是启蒙现代性带来的技术理性和人性异化。而60年代的台湾既无布尔乔亚的平庸堕落可供颠覆震撼，也没有发达的技术理性可与之抗争，根本缺乏与西方社会相对应的孕育现代主义的物质和精神背景，台湾现代派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理应有所不同。该文致力于搜寻台湾现代派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间的关系，从各种文类中摭拾出众多例证，以证实台湾现代派的古典血统。
　　单纯地看，这篇有关60年代现代主义的长篇大论不过是谈论了现代派与古典文学的密切关联，可是90年代中期的这个论述显然不这么单纯。它对台湾现代主义的回眸，实际上是从现代派与民族文学传统的关系回应人们对台湾现代派文学持久的批判与质疑——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本土主义崛起后一种越来越激烈的偏颇的指责，而此文针对将台湾现代主义视为西化典型和殖民主义附加物的偏见，其策略是：揭开现代派的古典底牌。
　　将台湾现代派看成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子，这种降格的认识歪曲了台湾现代派文学的真实性，使台湾现代派似乎只能扮演亚流的缺少原创价值的克隆角色；而原教旨主义的解读从西方原生现代主义取得合法指标，判断台湾现代派的真伪。以上两种台湾现代派文学的解读方式异中有同，都忽略了文化传递中必然的变异和文化新质产生的契机。因此，60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不是西方现代派的赝品或仿造物，就成了现代派辩护者所坚持的立场。但是，因担心被泼上西方后殖民文化的污水，而回避从西方现代文化中接受过启蒙和影响的事实，也并不可取。重要的是从60年代那些被认定为台湾现代派的作家和文本里，从一个价值观念混乱、缺乏奇里斯玛权威的时代氛围里，真实地看到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精神。
　　　　　　对台湾现代派文学的质疑与批判
　　的确，在台湾现代派小说论述中，这种批判、质疑乃至彻底否定现代派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70年代乡土文学的文学现念与创作实践有力地挑战了60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正如陈映真在回顾乡土文学论战时所说的：“1970年‘台湾乡土文学’的提起，是针对1950年以降支配台湾文学20年之久的、模仿的、舶来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和反论。”[3]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人们从不同的文学立场和观念不断质疑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合法性。概括地说，那一时期对现代派小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现代派脱离了台湾现实，所谓回到艺术回到主观自我本质上是逃避现实；2、现代派是全盘西化，脱离了民族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人们否定台湾现代派的两大理由。此后，台湾文学批评无论是贬现代派还是褒现代派，亦或是较客观的研究都难以回避这两个根本质疑，它直接牵涉到后生性现代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叶石涛从现代派的失根和飘零心态批评其不能扎根于台湾本土现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台湾文学，只是一种过客的文学；陈映真有保留地肯定西方原生的现代主义，却旗帜鲜明地否定台湾的现代派。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派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实的反映和批判，“《果陀》是一出对现代人的精神内容做了十分逼近的少数作品之一”。[4]晚近的《资本主义与西洋文学》演讲更详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甚至认识到：“现代主义的语言很晦涩，没有逻辑，思想跳跃，从原理上来说，这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为反对资本主义既成俗套化的语言模式而有对于语言、逻辑的颠覆。”[5]尽管他十分不满西方现代派在精神上的绝望、无聊与颓靡，但认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无罪的。”然而，陈映真对台湾的现代派则缺乏这种理解与同情。在他看来，台湾的现代派存在两大致命的缺陷：其一，它在性格上是亚流的，因为它缺乏客观基础，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水平，不具有现代派的生存土壤。因此所谓台湾现代派必然只是对西方的模仿，“不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末流，而且是这末流的第二次元的亚流。”其二，台湾现代派是形式主义的、苍白的，“看不见任何思考底、知性底东西。”这种现代派是没有生命的，甚至连逃避现实都谈不上。有意味的是，陈映真在60年代末已经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批判台湾现代派，第三世界文学中后生的现代主义现象，“先天的就是末期消费文明的亚流的恶遗传”，其亚流性“表现在它的移植底、输入底、被倾销底诸性格上。”
　　陈映真的论敌陈芳明同样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界定台湾现代派的性质，“现代主义在台湾的传播，无疑证明了帝国主义又一次有力的扩张……现代主义对台湾作家的强烈影响，可以视为殖民文化支配的象征。”[6]自相矛盾的是，陈芳明一方面指陈台湾现代派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产物，是台湾文化受殖民主义支配的象征：另一方面又为它辩护，认为现代主义的洗礼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台湾文学的技巧与想象能力，认为以往人们误解、曲解了白先勇、七等生和王文兴，而仅仅从负面的角度评价台湾现代派，“绝对无法辨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风貌。”(注：需要强调的是：陈芳明与陈映真在文学意识形态立场上存在根本的对抗；陈芳明把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史书写视为“一种变相的新殖民主义”，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是绝对荒谬的。)
　　彭瑞金的论述明显是在回应陈映真对现代派的猛烈挞伐，他对现代派的根本评价与陈映真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西化派和现代主义文学也只是插在花瓶里的一朵鲜花，不曾在土地上生根，终究要枯萎的。”[7](14)这种看法与叶石涛更为相近。彭瑞金一方面指责台湾的现代主义在接受西方现代派时忽略了其历史环境背景，“只是干哑着喉咙嘶哄；荒谬、苦闷、迷失、颓废、死亡，其实连诚实的反映自己的时代都没有做到。”另一方面，又把“现代文学社”和现代派诗歌以及一般的现代主义者分离开，认为陈映真的指控对现代派诗人或许恰切，但对“现代文学社”的主要小说家“却绝大部分不适合。”因为他们的创作虽然也标榜现代主义，但这只是“存心把现代主义当个幌子。”[7](112)“并未认真执行现代主义的移植工程，他们只不过利用欧美文学跑龙套而已，在师法若干西方文学的形式表达技巧后，仍发展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在剥离了形式技巧与思想的关系后，彭瑞金大大方方地把“现代文学社”的主要小说家收编到现实主义的麾下，“他们是反映现实反映时代的写实作家。”[7](108)这种收编并非独创，许多现实主义批评家在主动或被动承认现代派的合法性时，都采用了这一论述策略，法国的加洛蒂是个典型，他把现实主义无边化，如此凡是优秀的作家如卡夫卡等都是现实主义的。应该注意的是：彭瑞金的收编隐含着一种隐蔽的逻辑：现代主义是西方的，所谓台湾的现代派要么是怪胎，要么是假现代真写实。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彭瑞金收编的名单里，没有王文兴这个最顽固最极端的现代派，这肯定不是不小心的遗漏，因为这份名单在彭氏文中开了多遍。就像他拒绝接纳晦涩前卫的现代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