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述论_哲学论文

【英文标题】Elaboration of the Native Land Literature in Hexi Area During the Period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HU A-xiang
　　(Histor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作者】胡阿祥
【作者简介】胡阿祥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地区本土文学的风格也多有不同。就河西地区而言，东汉一代习经风气的影响，本土豪族的兴起及其重武修文的特征，都予三国西晋时代之河西文学以长远的作用；降及十六国时代，清典纯正的河西文学，在北中国文坛更居于重要地位，而所以如此，又与河西相对僻远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
【摘要题】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
【英文摘要】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there existed a definite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ve land literature and the style of the literature there varied,too.As Hexi Area was concerned,the influence of chanting scriptures by the gener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prosperous growth of the rich gentries and the pursuits of physical training and academical learning all played a permanent role in fostering the Hexi Area literature in the Western Jin Era of the Three Kingdoms.Down to the Sixteen States Period,the innocent and pure Hexi literature held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orth part of China's literature field,the situation of which had a intimate link of the remot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Hexi Area.
【关键词】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Hexi Area,native land literature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13X(2002)03-0075-04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时期（含东汉建安时代）地位非凡。一方面，正是在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脱离儒学，由附庸蔚为大观；此期文学家之多，文学作品之富，也是周秦两汉远不能比侔的。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所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本土文学风格的地域特征，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南北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史。（注：详细的论证，见拙文《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土文学—兼论本土文学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丛刊》第3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
　　以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而言，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衡量一个地区本土文学的总体水平是发达、一般还是落后，隶籍该地区的文学家数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标。文学自觉与独立的魏晋时期，更是如此。大凡出人多且空间分布密集的地区，可称为本土文学发达区域；相对而言，那些出人不多、空间分布零散或稀疏的地区，则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注：“本土文学”与“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是不同的概念。本土文学发达的区域，文学局面不一定兴盛，也不一定就有文学活动中心；而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的地区，文学局面不一定冷寂，也不一定没有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受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相当显著，故文学局面盛衰之间，可以变化迅速，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与转移，也可以完成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本土文学则较为稳定、大体呈渐变状态。）“本土文学”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该地区的文学基础，其功能在于产生、输出文学家。具体到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一般情形，由下表可以看出大概：
　　　　附表　魏晋时期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表（注：表中数字为文学家人数。据文学作品目录（《正史艺文志》、《补正史艺文志之集部·别集》）、文学作品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8年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先唐赋辑存》、《先唐赋存目考》、《文选》、《玉台新咏》）、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诗品》）、文学家传记（《后汉书·文苑传》、《晋书·文苑传》、《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元郝经《续后汉书·文艺传》）凡四类文献资料，可遴选出卒年在196年以后，生年在400年（东晋）、419年（十六国）以前的文学家722名，其中籍贯可考者578人。当然，此所谓722名文学家，自不必认作绝对数目。惟可以确认的是，艺文志有别集，正史列入文苑传，早期选本选录其作品，早期文学评论及其创作的诸人，是文学家，并且是当时文坛上较为活跃的文学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又以上四类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彼此覆盖，如此遴选出来的文学家，标准自然“客观”，籍此可以弥补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文学家标准的“主观”缺陷。又表中划魏晋全域为11区，其划区依据，详拙著《魏晋文学地理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大学1997年打印稿）各相关部分的讨论。）
　　附图
　　由上表，则无论是魏晋两百余年间，还是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三个具体的时代，河淮都是本土文学最发达的地区，次为江东，河东、关陇也表现不弱，河北、巴蜀的起伏较大，河西则由野而文；辽东、淮南及江东以外的广大南土，本土文学尚处于落后状态。
　　关于河淮、江东、河东、关陇，前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注：详拙文《魏晋时期河淮本士文学的发达及其原因》（刊于《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昆明）论文集》）、《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士文学——兼论本士文学的研究方法》、《魏晋时期河东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述论》（《黄河文化论丛》第6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4月）、《魏晋时期关陇地区本土文学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刊于《2000年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论文集》）。）本篇再论河西。（注：按河淮、江东、河东、关陇、河西5个地区，本士文学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等各不相同，而又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兴趣的读者，可据以比较。）
　　这里所谓的“河西”地区，东起今兰州一带，西止今敦煌一域；曹魏、西晋的凉州地域与其大体相当，两汉则为凉州的大部分；又十六国时期，河西前后有五个凉国政权割据称雄，这五个凉国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01-376)，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386-403)，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414)，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李(400-421)，匈奴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401-439)。
　　当魏晋时期，河西计出文学家11人，如上表所示，即三国1人（注：魏张昶，敦煌郡渊泉人。），西晋1人（注：西晋索靖，敦煌郡敦煌人。），十六国9人（注：前凉宋纤（敦煌郡效谷人）、谢艾（敦煌郡人）、张斌（敦煌郡人）、索绥（敦煌郡人），南凉秃发归（河西鲜卑），西凉刘ｂǐｎｇ＠⑥（敦煌郡人），北凉张穆（敦煌郡人），北凉、北魏宗钦（金城郡人），北魏段承根（武威郡姑臧人）。又与谢艾同时，有“河西文士”王济，具体籍贯无考，未计入。再有需要说明者：其一，此11人之“国别”的区判，仅是大致上的，因为此一时期王朝历运大多短促，许多人实际上是跨不同朝代的，或仕宦上由此及彼；其二，所谓“当魏晋时期，河西计出文学家11人”，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必认作绝对数目。）。这样的局面相对于其他文学发达地区，是远落于后了；不过河西本处文化上的边远地带，这十多位文学家的出现，意义仍十分重大；尤其敦煌一郡出了文学家8人，又十六国时期竟出文学家9人，更是值得称道。
　　第一位河西大文学家是被称作西晋“才艺绝人”的敦煌索靖。按索靖之前有敦煌渊泉的张昶。东汉末年，北地太守段煨从武威进占华阴，修建华山庙宇，张昶所作《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状盛，《文心雕龙·铭箴》比之于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张奂之子，张奂则是颇有文才的著名将领。论其武略，张奂是东汉王朝镇压羌族反抗的一员主将；说其文才，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他著述甚丰，曾删《牟氏章句》为九万言，撰《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又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1]又张昶兄张芝，兄弟并善草书。张奂及张芝、张昶的相继显名于世，标志着河西豪族的兴起及其亦文亦武的特征，这为以后河西文学的进步打下了基础，并明显区别于西汉及其以前的文明不进。
　　按河西本是畜牧地区，鞍马骑射，民习战事，尚武而不修文。[2]及西汉武帝时代，以降汉的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徙“关东贫民”戍边，于是河西农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河西文化的有所进展，是在东汉。先是新莽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在窦融的割据下，却较为安定、富庶，于是“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3]，其中也有一些士大夫，如扶风孔奋、彭城刘般等，他们的到来，无疑有助于河西学风的生长。东汉建立后，一些地方官在河西兴办教育，推广儒学，（注：如东汉初任延之于武威，灵帝熹平时殷华之于金城。）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如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4]，金城“缙绅之徒，谭讲雅诵”[5]，敦煌一郡则尤为突出。《后汉书》中，敦煌郡列传士人已达3人，不列传士人又有2人，敦煌郡人士著书更达7种，其中集部就占了4种。敦煌士人的影响也较大，如侯瑾（约140-195），“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覃思著述，……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侯瑾因得列名于《后汉书·文苑传》；又张奂，与安定皇甫规、武威殷颍并誉为“凉州三明”。这些知名的文人学者的出现，说明了河西的由野而文。
　　然而予河西文学以长远作用的，还是在东汉一代习经风气的影响下，河西本土豪族的兴起及其重武修文的区域特征。作为政治上的边疆地带，河西的民族状况本相当复杂，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而自东汉时代起，在经常性的汉羌战争中，河西逐渐成长起一批豪族。这些豪族不仅宗族强盛，习于兵战，也兼修儒业，习经诵文。习于兵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