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对文学的几种基本态度_哲学论文

【标题】中国古人对文学的几种基本态度
【英文标题】The Basic Literary Views of Chinese Ancients
　　WANG Xian-p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作者】王先霈
【作者简介】王先霈(1939-)，男，江西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　华中师范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五四”以前，中国文人所持有的文学观主要有三种，即：以文为用、以文为哭和以文为戏，它们不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始终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至今依然发生影响。在上世纪50-70年代，我们对“以文为用”评价偏高，对“以文为戏”则多有贬责。其实，这三种文学观各有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应该以历史的、科学的眼光给以冷静的分析。
【摘要题】学科探索
【英文摘要】Up till the May Fourth Movement,Chinese intellectuals mainly had held three kinds of literary views,namely,literature for the practical purpose,literature as a way of complaint and as a way of recreation.These views had alway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over 2000 years and are still exercising influence up to now.During the 1950s-1970s,we set a high value on the first view but a lower one on the third.In fact,each of the three has their positive as well as negative points,so that analyses of them should be made from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关键词】文学观/社会性/情感性/娱乐性
　　literary view/social property/emotion/recreati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2)05-0001-05
　　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和非常丰富的内容。中国古代的人们提出论证、实践过的文学观，多种多样。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情势不同，自身的处境不同，其文学观也就千差万别。同一个人，文学观常常可能前后变化，或者同时容纳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成分。但是，截至“五四”以前，社会的体制、人们的生活方式、文人可能有的选择，保持着基本的模式；通行的、常见的文学观，也保持着基本的模式。文人的遭际，无非是“穷”和“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学，或者是“兼济”的舟楫，或者是“独善”的伴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文为用、以文为哭和以文为戏三种态度。
　　　　一、以文为用
　　以文为用的文学观，主要是所谓社会的“积极成员”（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到，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见该书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北京。普列汉诺夫说，“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对某种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怀有强烈的兴趣，就会倾向这种观点，见《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京。）所持有和维护的。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之时，郦食其着儒衣由侍从通报求见，刘邦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ｃｈēｎ＠①目按剑”闯进，对刘邦说，“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其实，他所起的作用，还是儒人的作用。刘邦得天下，有儒人的一份功劳。几年后，汉初的文臣陆贾，时时在刘邦跟前“说称《诗》、《书》”；刘邦很不耐烦地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复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这里说的“文”，是广义的文，是文化，其中自然包括了艺术文学。文和武一样，是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不可缺一的两手中的一手。司马迁把以上刘邦创建汉朝前后的两件事，一起写进《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篇传记反复强调了开国之君对“儒”和对“文”的态度重要性。从历史记载不难看出，刘邦之得天下，也借助过艺术文学的力量。垓下之战，汉军四面作楚歌，使项羽军心动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楚歌”不就是“文”，不就是音乐和诗歌吗？在刘邦看来，在各个朝代的帝王将相们看来，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就在对他们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能够有多少帮助。在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和“儒”的重要的时候，竟然“解来人之儒冠溲溺其中”；一旦认识了“文”和“儒”对夺天下、保天下的用处，便立即“辍洗起摄衣”，“延之上座”。他们对文学艺术采取的是实用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称之为以文为用。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思想家把“文”同“化”连在一起，文和化最初不是一个词，文是主词，化是动词，“文”的用处首先是“化”，主要也是“化”。西汉刘向的《说苑》说，“凡武之为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武”用来对付不肯服从的人，次序在后，先用“文”去“化”，不接受“化”的，再用武去强制、去消灭。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文”和“神”即宗教一样，都是统治的手段。用武力镇压，用神力威慑和感召，用文学教化。《易·贲》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颍达《正义》阐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所谓“化”，就是将被统治者的思想转变到统治者拟定、构筑的意识形态系统中来。以文为用的“用”，就是“化”的作用。儒家的文学思想中，教化是重要的基本的方面。以文为用，对“用”的理解宽泛，一般较为合理；对“用”的理解狭隘，则必致否定审美、否定文学。《旧唐书·郑覃传》载郑覃对文宗的进言称，除“三百篇”之外，“降此，五言、七言，辞非雅正，不足帝王赏咏”，“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这类议论在各朝代曾屡次出现，并因其依托政治的势力，对文学的性质、品味，起到扭曲、拘束的作用。
　　“化”的施动者是统治阶级，受动者是被统治的老百姓。但是，从统治阶级的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着想，不能完全仅限于此。统治者要避免和化解政治危机，需要顾及老百姓的起码的生存权利，顾及老百姓能承受的极限，需要及时掌握老百姓的思想、情绪，以改善其政策措施和统治方式，这也用得着文学艺术。“文”可以作为统治者掌握民情的工具，又可以帮助在上者和在下者之间的沟通。《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它在“上化下”的主导方向之外，补充了“下刺上”的反向互动。“下刺上”同样有很高政治实用价值，《毛诗序》所谓“……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同样为着统治的长治久安。清儒程廷祚《诗论》说，“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岂若后世之为诗者，于朝廷则功德祥瑞，于草野则月露风云，而甘出于无用者哉！”“然则刺诗之作，亦何往而非忠爱之流播乎？”他认为一味宣扬“功德祥瑞”的作品没有多大用处，“刺上”的作品则是“忠爱”的表现，它能规劝统治者不越出祖宗法度的范围。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上化下”的文学作品，大抵是些迂腐的训诫，读之令人生厌，它们的生命多很短促；而“下刺上”的作品，则有相当一部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矛盾，表达了真挚的情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采诗”的传说，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这在史实上未必可信，但这一传说对后世文人甚多启示。
　　“下刺上”的作品，除了有提醒执政者，对他们的警醒作用和在客观上反映社会真实面貌的作用之外，更为现实的，是对写作者和他所代表的群体，有宣泄的作用，这在客观上具有缓解社会异动压力的作用。写刺诗的人，看到社会的不公，心怀愤懑。愤懑的情绪驱使他和他所代表的人们要做出反应，写作文学作品是反应的方式之一。对于统治者来说，用“言”反应总比用“行”反应要好一些。当然，大多数统治者不喜欢听到这类不满的声音，很可能采取压制的手段。关覃甚至提出“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非上化下而作”。这个反审美、反文学的官员，以古喻今，想要取消文学以防止不满情绪的流露。但是，古代明智的思想家认为，让愤懑的情绪表达出来，对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防止颠覆性情绪和思想的爆发，有不可忽视的功用，这是文学的又一种“用”。《国语·周语》有邵公谏厉王弥谤的记事，厉王为政暴虐，国内民众对他有许多非议指责，厉王派专人监督，发现了就处死，于是人们沉默了，厉王因而很得意。邵公进谏道：“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ｍēｎｇ＠②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为川者”，是治理河道的人；“为民者”，是国君大臣，是治理国家的人；瞽、史、师以至百工等是各类官吏，掌管音乐或告诫等各种事项。邵公的一篇话，建议国君从各种渠道，其中包括从诗和乐曲中了解下情，全面地了解社会情况，使其政治措施较为符合实际。他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把诗人的口堵住，把文人的口堵住，把老百姓的口堵住，好比是把汹涌奔腾的大江大河堵住，结果必定是决口伤人。文学和艺术，可以当作泄洪闸、减压阀，释放一部分动摇社会秩序的心理驱力，降低了政治上层建筑所承受的压力。当然，如何使这类作品不是传播和强化反抗情绪，而是弱化它们，那就看政治家的能力和水平了。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以文为用，是用文学艺术揭露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