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_哲学论文

【标题】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作者】刘登翰
【作者简介】刘登翰(1937-)，男，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主持人的话：
　　迄今少有争论的世界华文文学（过去我们称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由于今年二月《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状态。这场争论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走过了20年历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地受到了社会和学界普遍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这种事实上存在已久的质疑，既有关于学术水平和研究方法，也有对整个学科研究持否定态度。无论争论的双方意见如何相左，其积极意义在于强化了我们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特殊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一个新的学科的成立，除了对于所属研究范畴的资料有所积累、个案有所深入、史脉有所梳理之外，还必须对这一特殊学科的性质、特征、关系等做出自己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建构；而这正是才走过20年历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还未及深入、因而显得基础薄弱的原因。本专题的几篇文章，虽不是对这场争论的正面参与，但却是由这场争论所引发的对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希望能够引起同仁对华文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进一步关注。
【摘要题】华文文学理论研究
【正文】
　　　　肯定和质疑
　　学术自审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途径。
　　如果我们把1982年6月，由广东和福建七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注：最初联合发起召开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七个单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师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看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由个人行为走向学科建设的开始，那么，20年后，我们重返暨南园，来举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则意味着这一学科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初具规模并正逐步为社会和学界所接受。较之20年前，我们看到，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和知识背景的学术梯队；对学科所涵括的“空间”（范畴）的差异性，及其性质和特征，有了基本的认识、限定和规范；对这一领域繁富的相关资料，有了初步的积累和梳理；在这一基础上，推出了一批从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专题研究，到带有整合性的文学史书写的学术成果。没有20年来这一不止一代人的学术积累，世界华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为社会所接受，将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华文文学研究比较于其他传统学科，还只是初步的，幼稚和不成熟的。一个值得研味的偶合是，当人们在肯认华文文学的同时，一篇由汕头大学四位学者连署的全面质疑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的长文，在《文艺报》华馨版上加了按语发表，（注：文艺报2月26日吴奕ｑí＠①、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的文章《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它几乎成为20年来没有多少争论热点的华文学界反响最为强烈的一个学术事件。尽管对该文的许多判断和立论，我难以苟同（注：参阅文艺报5月14日华馨版笔者与刘小新合写的文章《都是“语种”惹的祸？》。），但我仍然认为：肯认与质疑，这两件看似偶然，却又同步发生的事情，背后有其必然的因素。它确实反映了目前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某些困境，和人们争欲突破的躁动心情。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最基础的资料搜集到研究的展开，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空间”的拓展方面。这对于一个尚处于草创阶段的新的学科，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但既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仅仅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介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窒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即如企望从理论上为华文文学研究打破困局的汕头大学四位学者的文章，也同样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混乱。他们对过往20年华文文学研究指责最烈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却对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性、民族意识等等概念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发展变化与影响作用，并没有做出合乎实际的界定与区分，而只是笼统地把语种写作等同于文化的民族主义，从而将20年来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都一概否定。其粗暴和简单化的背后，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理论上打破困局，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它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加强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已是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肯定是一种自审，而质疑也是一种自审。不能因为某些不恰当的、过激的批评，就放弃这种自审。在肯定与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幼稚，迈向成熟。
　　　　命名的意义和尴尬
　　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有着曲折的背景和过程。最初是随着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人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仅只有一种大陆的形态和模式，还存在着同样属于中国文学范畴的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形态和模式。“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的命名，便由此而来。这是第一届暨大会议（1982年）和第二届厦门会议（1984年）讨论的主题。由于最初向大陆介绍台港文学的，主要是由台港移居海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便也被放在台港文学之中进行讨论。但到第三届深圳会议（1986年），人们已经感到，仅只台湾和香港，还难以包容世界上诸多同样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现象。一方面是那些被放在台港文学框架中讨论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他们的国家认同大多已经改变，再把他们放在作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台港文学中来讨论，显然不妥；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东南亚历史悠长的华文创作的复苏和活跃，逐渐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他们由“华侨”到“华人”的身份变化，使他们较之欧美华文作家更为敏感的国家认同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同样必须慎重地处置，以免引起误解。于是从深圳会议开始，包括第四届的上海会议（1989年），第五届的中山会议（1991年）都在台港澳文学（澳门是中山会议新增加上去）之后，并置了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对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华文文学创作的总称。至此，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空间”，都被包容进来了。但问题是中国本土以外—或称境外的华文文学存在，实际上具有两种不同性质，即作为中国文学的台港澳文学，和作为非中国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前者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后者则是互相分离的。把不同性质与归属的两种文学放在一起讨论，仍然不免发生某种尴尬。于是到第六届庐山会议（1993年），便打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会标，企图在一个更为中性的语种的旗帜下，来整合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现象，超越国家和政治的边界，形成一个以汉语为形态、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的大家族。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由此诞生，并为后来历届的学术会议所接受。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显然提升了以往对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它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置诸于全球多极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华文文学，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时是一种文化的圈定，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维，纳入在世界一体的共同结构之中，使这一命名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迁移、扩散、冲突、融合、新变、同构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可能性。以这样更为开阔的立场和视野，重新审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便更适于发现和把握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置身复杂的文化冲突前沿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和对这一学科本质特征的认识。
　　当然，新的概念一经提出，新的问题便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对话”关系的改变。原来的台港澳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祖国大陆文学，二者“对话”所要解决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多元的发展形态问题：而海外华文文学，其相对应的是“海内”的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作家所在国的非华文的文学，它们构成两种不同的“对话”关系，处理的是移民族群的文化建构与文化参与等等问题。而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世界性语种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它们形成的多元的“对话”关系，将更多地关注不同文化之间审美方式的差异，和各种异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的多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对话”关系的改变，实质也是研究重心和性质的改变，它必然带来诠释范式的变化。其次，作为世界性语种的华文文学，毫无疑问应当包括使用华语人口最多、作家队伍最为庞大、读者市场最为广阔、历史也最为悠久的中国大陆地区文学。然而在实际操作之中，由于祖国大陆文学已有一个庞大的研究群体而自成体系，而华文文学研究范畴的形成，又有自己特定的背景和过程，它往往不把祖国大陆文学包括其中。这就使“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只是狭义地专指台港澳和海外两个部分。而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不同的性质，使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些普遍性的理论命题难以形成，也不能互通。例如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形态的分流与整合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海外华文文学；而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族群建构的文化问题，也不完全适用于台港澳文学研究。把台港澳与海外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并列一起进行命名，是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带有某种权宜性。对它们深入进行理论追问，便会发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脱节所带来的尴尬。以致在论者的文章中，往往会出现在共同的命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