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_哲学论文

【标题】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作者】朱德发
【作者简介】作者朱德发，1935年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
【摘要题】学术广角
【关键词】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两化/互动规律/农民本位
【正文】
　　现代中国文学天然的使命就是走向世界并能与世界文学对话，从而超越中国古代文学的既定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文学先驱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命题：文学如何实现世界化和怎样增强世界性?当然，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并不意味着完全舍弃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相反，它必须建立在这个传统之上，这就牵扯到民族化问题。事实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并不是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而是有着彼此依存、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关系，是制导现代中国文学健全发展的两翼。恐怕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二者的结合部和衔接点。可以说，不同时期的文学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结合上是不一样的，像五四文学和四十年代文学就有明显的差别。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四十年代文学过于重视民族化，那就削弱甚至放弃了世界化，我认为这个看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虽然说四十年代文学偏向于民族化，但对于世界化的探讨并未停止，而且还有深化，只是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结合点上有了独特的性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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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始于20世纪初年，中经“五四”直到二三十年代，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期，通过文学革命先驱们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郭沫若等的艰苦探索，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文学转型后如何实现世界化与民族化问题，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纳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的逻辑框架，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并涌现出一大批如《阿Q正传》、《子夜》、《家》、《雷雨》等既富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精品力作，以及诸多如为人生派、乡土文学派、新月诗派、现代派诗、言志派散文、论语派、京派、海派等“两化”色彩鲜明的文学流派。然而，现代中国文学跨入四十年代是否仍坚持世界化与民族化互动规律来创造文学，“两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能否得到延伸?倒成了一个学界颇有争议也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四十年代文学向传统回归走上复古之路，也有人认为四十年代文学只有大众化或民族化而没有现代化或世界化。并不能说这些看法毫无根据和道理，但重要的是，我们应怎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四十年代文学在民族化与世界化关系的重新调整。
　　我认为，四十年代文学出现向传统回归的趋向并非复古，而是中国文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说，事物的发展往往都呈螺旋式上升，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运行，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演变来看，它们有明显不同：如果说后者呈不断超越进化的路线，那么前者则是循环反复的路线，这种特殊路径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总要在前进中回归，是根植于民族化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学是在否定封建文学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否定是为了新质的产生，而这种新质乃是依据新文学审美追求的需要和“两化”的要求汲取传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特质”，由创作主体积极“介入”加以催化融合而成的。因此，这种新质既蕴含着对传统文学特质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如果这种在否定中继承和在继承中超越处于正常的状态，那是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或调整的；反之，则使新文学的运行出离既定规律，也将失去平衡，那就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当然，这种大调整仍是合乎螺旋式发展的规律的。
　　况且四十年代文学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向，究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族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于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不能不以强制方式，扭转现代中国文学沿着世界化与民族化互动规律运行的既定历史进程，迫使文学与中国人民一道去接受腥风血雨、烽火硝烟的考验，作家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和行为方式在时代的感召和重压下岂能不进行自我调整?丹纳曾说，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5页。)顺应大时代的历史召唤，大多数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作家改变了原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由营造以个人为本位的艺术王国向追求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族大众文学转变，艾青明确指出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转变：“好多诗人放弃了优裕的享受参加了抗战，好多诗人挣脱了温柔的羁绊，出发去工作，好多诗人绞杀了那个一直残忍地统治着他们的创作生活的，把艺术当作精神的私有财产的观念，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这新的日子，新的事件而服役。”(注：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文艺阵地》1942年第6卷第4期。)正是这种被迫与自觉的选择，使作家在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不能不冲破文学只为表现自我的私有文学观，焕发出用民族形式表现时代精神以满足人民大众审美需求的创作激情。《抗战文艺》在《发刊词》中号召作家们“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中去”(注：《抗战文艺·发刊词》，《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1号。)；就连当时倡导通俗文学的陈蝶衣也认为：“在目前这样的大时代里，新文学应该尽速地和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注：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万象》1942年第2卷第4期。)在文艺与人民大众逐步同一化的过程中，由于作家体认到民族、国家、阶级利益是时代的主导精神，所以就把以文学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文化战略任务简化为以文艺来动员民众积极抗战的武器，如艾青所说：“革命的文艺创作则是从情感开始到理智去影响人走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注：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虽然这种有着强烈工具理性和政治功利目的的文学观，往往会造成对文学审美性和艺术性的漠视，但处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主潮之中，“今日中国文艺作家的课题，应是要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造出其顶点来”(注：沙介宁：《论文艺上消毒与肃奸工作》，《救亡日报》1939年8月22日。)。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诗来号召大众、教育大众、组织大众，使他们每一个都面向着这民族解放的战争，而贡献出他们所有的力量。”(注：高兰：《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时与潮文艺》1945年第4卷第6期。)于是，作家们确立了以文艺创作来号召、教育、组织大众奋起抗战的自觉功利意识，只要有利于抗日，作家都不遗余力去张扬，这就造成了四十年代重视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新历史剧、新历史小说的繁荣。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艺术感染力，直到今天读来它仍然是撼人心魄，尽管存在理念有余而美感不足的局限。
　　从表面看来，四十年代文学已大步向传统文化回归，仿佛五四文学那种标志着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发现人、解放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已被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所取代，文学的民族性大大增强而世界性却大大的淡薄了。然而从深层来看，这是一种错觉或误读，因为抗战的爆发为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它使作家从文学观念到文本创作上对“两化”关系的理解和实践都更加辩证和深入了。假若不是抗战全面爆发，或许不少作家还只在文学的“象牙塔”中幻想新文学的世界化或现代化吧?他们只简单地把知识分子视为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缔造者，只把城市文学看成世界化或现代化惟一的文学样态，只把“欧化”或“西化”式文学当成地道的世界性或现代性文学，而把那些追求民族风格、探求民族性的文学视为“复古”；但是，血与火的解放战争却打开了他们狭窄的视域和胸怀，破除了他们坐井观天所形成的不切实际的种种偏见，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认识世界与民族、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个体与群体、审美与功利、借鉴与继承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对这些张力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作家才能把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美学境界。比如，对民族和世界关系的理解更加真实也更为全面了。由于中国民众的奋起抗战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是整个人类冲破黑暗与专制争取光明与自由的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世界性战争背景下创作的抗战文学就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它是以抗战为纽带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曾指出：“现实，最迫切地，要求着文艺必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在中国而言，则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注：郭沫若：《今天创作的道路》，重庆《创作》月刊1942年第1卷第1期。)又如，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理解，抗战文学也不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抗战文学是群体压制个体、共性消解个性，而是在理论上呈现出辩证思维的力量。诚然，四十年代文学着重凸现人民大众是民族解放的决定性和主导力量这一主题，而对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也提出“只有集团的力量才是伟大的力量，只有集团的力量才是可以摧毁一切和建立一切的胜利的力量。新时代的诗歌应该充分讴歌这种力量，表现这种力量”(注：徐中玉：《论我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