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兮，归来_会计研究论文

一、引言

　　中国会计最缺什么？是我们的准则、制度没有与国际惯例完全对接吗？不是。是会计人的专业胜任能力不足吗？也不是。最缺的其实是最质朴、最淳厚、最容易遗失的东西：诚信。
　　朱镕基总理高屋建瓴地指出：“诚信为本，操守为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说：“信用缺失关系市场大局”。长江实业总裁李嘉诚先生说：“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将事业做大？答曰：无他，一字而矣——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李勇认为，“诚信”是会计师行业的“灵魂”，失去这个根本点，不要说摆脱信任危机没有希望，“整个行业都将毁于一旦”。
　　诚信，成了全社会面临的话题。诚信一旦成为会计领域的稀缺资源，则真实性、可靠性、公允性等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演变为一种幻觉，假账更会像脱缰野马一样狂放无羁。呼唤诚信的回归，与其说是寻找失去的道德家园，毋宁说是进行一场痛彻骨髓的精神就赎。

　　二、市场经济的“败血症”

　　人们对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万种阐释，但最精辟的概括却是它的别名：信用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剂”，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货币充当等价物，再到契约关系，无不以信用为基石。现代经济学对交易费用有两种假设，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机会主义。所谓有限理性是说人天然就具有自利动机，而机会主义则是指人具有绕过信用机制、依靠“捷径”谋利的偏好。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总大于零），则信用参数便决定了交易的效率和效果。
随着银广夏虚假利润7.45亿元事件的败露，信用缺失问题已不由分说地摆在每一个财会人士面前。特别是上市公司，假账的触角不仅涉及到上市过程，而且涉及到上市之后的经营管理、资产配置、资金运用、利润分配、信息披露等诸多方面，经济主体赖以生存的信用成了“苍白的唇上涂抹的口红”。一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对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只有8.45％的个人投资者认为可信，而所有的机构投资者都认为不可信或不完全可信。这反映出上市公司财务信用的缺失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财务信用首先是个有限的经济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财务信用就是上市公司的骨骼与血液。某些上市公司不惜践踏、变卖或荼毒信用，除了造成自身财务会计体系的混乱外，还丧失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有限资源，不啻开门揖盗。对一些会计人而言，颠倒黑白，助纣为虐，表面上是为生存所迫，其实，丧失财会工作必备的职业操守和信用，恰恰是自绝生计。
　　在信用环境堪忧的条件下，某些上市公司的财务信用缺失起着“坏孩子”的示范作用，当信用缺失具有普遍性的征兆时，对社会公众乃至市场秩序，所造成的伤害很可能累积为一种难以化解的系统性风险，直至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迸发，这绝非危言耸听。

　　（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回顾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银广夏不过是继深圳原野、琼民源、红光实业、郑百文、猴王及黎明股份等造假案之后又一个被曝光的案件。从骗取上市资格到突击“制造”利润，从任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到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从发布误导性公告到“报表重组”，从“以米还糠”到用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谎言与投机如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横扫转型经济环境下脆弱的会计市场。如果说琼民源的造假在技术上多少有些遮掩的话，银广夏、麦科特等则是明目张胆地伪造进出口合同、变造银行对账单、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无所不用其极。
　　更严重的是，银广夏事件等引发了市场对中介机构的信任危机。本来，注册会计师的立身之本是诚实正直，践信守诺，换言之，注册会计师的存在前提就是信用，然而，一些执业注册会计师终于把持不住，不再爱惜自己的“羽毛”。或在骗局中主动扮演“双簧戏”，或在物欲的统治下舍身投入，或在半梦半醒之间沦为“战俘”。同时，少数承销商、律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也在上市公司做假案中充当了不光彩角色，置职业道德与几千万投资者的信任于不顾，堕落成为上市公司弄虚作假的帮凶。一旦中介机构与虚假信息交织在一起，谁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抱有信心？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公开、公平、公正、公信”的原则，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在国外一些证券市场已有深刻教训。捷克在1997年还有1716家上市公司，因为被大股东“抽血”过多，到1999年初时只剩下了301家，股市也因此一蹶不振。日本股市90年代初发生股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机过分，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疯狂投机导致股市失控。究其原因，信用特别是财务信用缺失显然起了催化剂作用。
　　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因此，大量财务信息失真事件实际上是在透支国家信用。当一系列的造假事件出现后，投资者感到受骗不单来自于一家公司或中介机构，而是变形的市场，从而动摇全社会的信用基础，影响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运行。

　　（二）会计“灰色”，混水摸鱼
　　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一个国家的会计透明度与其金融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会计透明度越高，其资本成本越低，对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反之，会计透明度越低，其资本成本则会提高，进而阻碍经济的复苏或增长。
　　近几年，我国的会计透明度就曾受到一些国际机构的怀疑。普华永道发布了一份关于“不透明指数”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35个国家（地区）为调查对象，从腐败、法律、财经政策、会计准则与实务、政治制度调整五大项对不透明指数进行评分和排序。各项的分值越高，表明“透明度”越低；分值越低，“透明度”越高。在所调查的35个国家中，中国被列为透明度最低的国家。中国的“不透明指数”为87，位居35个国家之首，远远高于不透明指数最低的新加坡（29）和美国（36）。在普华永道“不透明指数”的分项调查中还包括了会计准则与实务（含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的“不透明”研究。
　　会计不透明诱导了失信行为的产生，某些会计准则空白地带成为孳生虚假财务信息的温床。一段时期以来，利用资产重组、关联方关系交易、模拟业绩调整等摆弄数字游戏，炫耀“纸上富贵”者纷至沓来，原因无它，盖因会计政策模糊也。
　　正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样，透明才是财务信息可靠性的“黄金定律”。

　　（三）信用链条，已然断裂
　　西谚云：“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在当前的中国失灵。对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生命线的认知非常淡薄。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合同不能履行、经理人缺乏诚信、各种故意性的经济诈骗以及普遍性的相互拖欠现象等等，其严重程度触目惊心。
　　例如，我国票据市场的失信和欺诈已经使票据成为资金风险的承载体和聚焦点。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的伪造金融票据、违法票据承兑的犯罪案件就达7419起，涉案金额达52亿元。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大毒瘤。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上半年，我国合同违法案件共有5338起，涉案金额达16.3亿元，这种现象在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更为突出。
　　在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风险投资著称的北京中关村，因缺乏信用导致的各种欺骗行为极为普遍。一家被骗上当的企业去报案，发现报案者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为了脐身中关村，许多人打着高科技的幌子，利用中关村开办企业的种种优惠政策，采用各种虚假手段注册企业。等到开展业务时，便产生资金困难，导致失信行为层出不穷。
　　我国企业在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加强商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信用销售（赊销）的能力。与现汇结算方式相比，信用结算方式的优势显而易见，购买商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信用充当交易媒介先收货后付款，从而大大提高购买商的购买能力和销售商的营业额。以西方国家为例，所有商业贸易的90％系采用信用方式进行，只有不到10％的贸易采用现汇结算，信用结算方式已经成为商品交易中绝对的主流。而反观我国的情况，信用交易方式仅占所有交易的20％左右，现汇交易达到80％。在保守型销售模式下，企业尽量开展无风险贸易，较少开展信用销售，致使企业出现大量过剩产品、闲置资金和信用额度，使生产长期处于徘徊状态。
　　令人担忧的是，失信行为还走进了校园。据《羊城晚报》载，广州某高校经济困难情况最为突出的2001级新生，竟被排除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范围之外，其原因是：经办银行认为这部分新生没有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作为还款保证的基础元素，对他们的“信用”不放心。在国家助学贷款出现之前，各高校每年都会拿出数十万、上百万元发放贫困学生贷款，学生如果不能在毕业之前一次性归还，就须将毕业证、学位证等留在学校，直至还清欠款为止。广东各高校在5至10年内的贷款平均归还率均不超过80％，有些学校尽管“扣”下成堆的学生证件，但一些学生一旦获得校方出具的被“扣”证件的复印件，就宁愿凭这些复印件去找工作，也不愿意回校还钱。某企业还发现持假毕业证件者，因为学校“扣”了他的“真证”并且不同意出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