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_管理体制论文

现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会计信息的生产、加工提供是由各企业经营者依据自行确定的会计处理方法来进行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时，就可能对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铁道业作为最先受到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部门，其会计信息的处理规范是由根据1906年赫本法案授权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进行的。由此，政府根据会计经济后果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而将其他行业的会计信息提供规则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以至于最后成立了专门的会计管制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会计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后果，也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通过会计手段对“公共领域”中的租金流攫取的寻租活动便会随影而至，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就成了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而会计信息揭示管制一旦开始，会计上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会以一种惯性一直进行下去，除非有大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的变迁。一方面，作为受管制者即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只要其会计数据被广泛用于收费管制、签订债务契约和经理报酬契约、决定工人工资及其他公共用途，他们就会有动机和激励去进行寻租，因为通过会计寻租获得的利益往往要比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得的利益来得快、来得多；另一方面，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政府管制机构和官员都有一种扩大自身管制范围以获取最大租金分割或最大抽租的内在激励，一旦设租成功，他们就有一种将分租或抽租活动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而且，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方式决定着会计寻租的方式和内容，一般来说，对会计信息揭示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实现的，因而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便成了会计寻租发生与否、寻租方式、规模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会计准则是由立法机构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就表现为直接的政治游说；而当会计准则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者就会通过直接说服准则制定机构官员、或者发表对准则的所谓“评论”意见、或者通过游说立法部门让其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政治压力来寻租；当准则是由立法或政府机构授权的民间部门来制定时，会计寻租更是表现得异常激烈。例如，会计寻租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美国，势力强大的企业说客、金融团体、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要求改进某会计实务以满足各自特殊利益需要而进行的会计寻租，往往使得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及其前任有时不得不放弃其 “产生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的公正的信息”同的会计准则开发计划。
三、会计寻租:租值耗散与适度控制
寻租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且寻租过程中要耗费社会经济资源，因而寻租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事实上，寻租理论就始自于寻租理论创始人Gordon Tullock和 Anne Krueger对关税、垄断、偷窃及贸易管制等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的研究，后来寻租的基本思想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寻租给社会带
来的福利损害，而致力于寻租损失的量化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则一直是寻租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尽管精确的寻租规模与寻租损失的计算很困难，但还是可以给出一些初步的估计，如Anne Krueger (1974)就对印度1964年的租金进行过估计，达146亿卢比，占当年国民收入的7·3%；阿克尔估计，1968年的土耳其仅进口许可所带来的租金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寻租的间接效率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会计寻租由于其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间接性与基础性，我们很难直接估算出会计寻租给社会带来的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会计寻租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范围。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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