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的社会文化观与现代管理会计_管理会计论文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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