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其它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原计划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分六册写作：《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他又决定改变他的写作计划，着手写作《资本论》三卷本。1867年9月14日，由马克思撰写并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稿进行了整理，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恩格斯逝世后，有关剩余价值学说的其他遗稿，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编辑出版，但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苏共中央编译局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和内容重新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注：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资本论》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
　　2.建国至今，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大约有五次：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作用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和党内部分高级干部、理论家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明确提出“价值法则（即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注：毛泽东：《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59年3、4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4—37页。同时参阅《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1月刊印。）推动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讨。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在6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基础上，于光远又提出：只要是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包括教育、科研、文艺、服务等行业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注：参见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载《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孙冶方不同意于的观点，指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注：参见孙冶方：《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载《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8期。）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和争鸣，并逐步形成了“宽派”、“中派”、“窄派”三种不同观点。
　　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苏星针对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关于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注：参见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2页。）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劳动价值一元论》，提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注：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于是，由“谷、苏之争”，引发了“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讨论。
　　第五次是中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后，全国上下展开的新一轮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次讨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入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新特点；二是结合新的实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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