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际网路上的公共领域----在风险社会下的建构意义其它经济学论文

I.

1. 沟通科技与社会建构

问题意识

当代沟通科技的进步，不但改变人类社会互动与沟通、肯认的环境，也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实践内涵；在社会学上则直接牵涉到人类每日生活的互动、认同、社群组成与政治实践的方式。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Internet作为新的沟通媒体，侵入并形朔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结构，同时影响人类沟通的实践领域。首先我们将探讨Internet逐渐成为人们每日「视为理所当然」之生活形式的一部份，对当代意义下「社群」 (Gemeinschaft) 和「公共领域」 (?ffentlichkeit) 的冲击。核心问题为：哈伯玛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与沟通模型，是否仍适用于九○以来崛起的网际网路沟通行动；或者，它应典范转移于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多元、分散、异质以及去中心的沟通与社会认同建构之观点。相应的，笔者将从权力策略的观点提出「论述底社群」 (Diskursive Gemeinschaft) 和 「论述底公共领域」(Diskursive Offentlichkeit) 两个概念。

另一个重点在于，当我们考察Internet构作新的人类沟通实践领域时，除了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点，强调异质与去中心的实践特性外，我们必须要再注意到具体的历史时空脉络。当人们在Internet上根据「文化策略主义」采取社会行动与沟通选择时，其实是在一个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结构下进行自我实践的策略。因此，我们将针对基因食品事件之研究提出「风险社会」观点作为宏观架构，来思考微观面上人类在当代社会行动实践意义、方式，以及其面临吊诡的困境。特别是针对沟通媒体的领域，笔者将讨论分析当代大众媒体所构成的「风险沟通」 (Risikokommunikation) 效应，并进一步提出广义的「风险的公共领域」 (Risikooffentlichkeit) 观点。这个现象，也必须比较和考察经由Internet科技而崛起之双向互动的沟通情境：网路参与者如何重新取得发言的位置和论述的权力，同时经由基因食品事件之介入、沟通与运动组成其社会认同，并创制一个多元、论述的实践网络。

1.2. 科技、沟通与社会建构

网际网路作为一个资讯传输、中介的科技，原本就具有社会连结的意义。它不单纯的中介人与人、组织、社会的沟通，同时也形构社会关系。科技，如盖伦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一开始是人类的辅助物，它强化并支配人们社会生产的功能，因此成为人的第二自然 (Gehlen 1990:16)。在这个意义下，科技成为人类每日生活行动的一部份，它渗透、形朔人的日常生活 (Winner 1986:7; Rammert 1993:51)。在这个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下，人们每日浸染其中，习以为常。从积极面而言，社会意义因此被稳定的建构出来；从批判面而言，当科技的进展逾越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承受能力，解组并冲击到原先社会的连带，这时就存在风险。

所谓风险意味著危险加机会。当代社会的特性在不同科技领域高速进展之，属于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结构，其充满相对的复杂性、不可透视性和不可控制性。网际网路科技的兴起，本身也成了建构这风险现象的一部份。首先，它所冲击到的是对社会真实建构的问题，并由之关涉到社会认同的问题。网际网路本身所根据的数据化资讯科技，在传递讯息、影像及模拟真实等，皆逼真而足以混淆视听。布迪亚即指出，现代社会的真实已消失在符码中，资讯传输所生产的超真实已取代原有真实实在。因此，社会现实内真实的意义内爆，丧失了其原有社会意义的解释与功能 (Baudrillard 1983:5,11,45) 。从这个面向来说，当代社会领域内的互动、认同皆失去其确定性，因为人们不再信仰其所感觉的真实性 (Virilo 1989; R?tzer 1996:320; Capurro 1995:40; Reck 1996:238)。

相对于上极端的立场，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真实的社会意义本来就是一种建构的过程 (Luckmann & Berger 1980)。如果我们回到康德认识论的立场，我们应可以同意「物自身不可知」的原理，人们仅根据其知性去对现象材料进行有限度的掌握。同时，根据韦伯的观点，人们并无法掌握社会的整体而进行全盘式的理解，社会科学所掌握的毋宁如沧海之一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本身就充满许多符码，不同的社会真实经常在不同的符码场域中被赋予和建构出来。人们仅是经由对这些符码主观和客观的认识过程，结晶为一个共同肯认的社会真实。布迪亚的观点，只是凸显在资讯高科技时代，社会意义的解组和重构相对的加快其变迁速度，原有社会既存例行化的意义经常被置换，造成现代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中，也使得人们的社会认同产生漂泊的困境。

作为资讯科技，网际网路相对的具有社会连结和扩延的功能。从科技和实践哲学关联的角度，科技 (Teche) 的古典意义为对事物的认识 (Wissens) (Halfmann 1996:55; Capurro 1995:55)，它与人类的生产能力 (Poiesis) 共同牵涉到了社会实践 (Praxis) 的论题；也就是涉及到人类社会行动与社会认同。网际网路的快速扩张，不但直接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渐影响人们行动的面向。特别是人类社群生活和公共领域两个实践面向。这个核心的思考点，在于网际网路科技本身的特性。它透过传输资讯革命性的突破，直接介入了人类的沟通行为，透过电脑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某个程度上是被中介。但这个中介的意义回然不同于大众媒体所支配下的沟通行为。从存有诠释学的观点而言，网际网路连结人们无远弗届的沟通网络，使得个人从一个单一的立足点，能扩展到其存在的世界之网。这个过程带动了人们「视域」 (Horizont)的提升，并延展了人对社会世界意义的掌握 (Sinnerweiterung) (Derrick 1997:145)。在当代，由于专家代议体制式的大众媒体，切割了人们沟通实践的环境 (Habermas 1990; Hunziker 1996:117; Rodel 1996:67)；因此，相对而言，网际网路所构成的社会网络，重新提供一个互动的场域，弥补了现代社会逐渐破碎的社群生活。　

互动的媒体与大众媒体

网际网路科技直接的冲击到沟通这个概念。它之与传统大众媒体（如电视、收音机及报纸）主要不同，在于其具有互动、回应的特质 (Rogers 1986: 34; Steuer 1992:90; J?ckel 1995:466; Lull 1995:111; McQuail 1986:8) 。Goertz 曾比较两个对媒体互动性的相关研究，并陈列出网际网路和大众媒体在互动性上的强弱与不同：对个人而言，网际网路提供了参与、互动的主动功能；而大众媒体则指使人成为被动的讯息接收者，乏于回应的空间 (Goertz 1995:483)。

因此，就媒体的社会效应而言，大众媒体所扮演的不谛为一个观念的引导者；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掌握并支配了沟通权力，排除了私人参与互动的机会。

互动的网际网路使得社会沟通如何可能？沟通行为与互动紧密关连，沟通不谛以社会互动为基础。传统上，社会互动为一种面对面的交往形态，就如高夫曼所指出的，人们透过在场的自我呈现来发展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并赋予相互期待的社会角色 (Goffman 1996)。这个既有的互动形态，在网路上则重新被审视其可能的沟通意义。许多相关的研究皆以传统面对面互动典范为基础，相对地提出了电脑中介沟通 (CMC)、Telepresence等概念 (Buhl 1996; Baym 1996; Jackel 1994; Kiesler & Siegel 1991; Palmer 1995; Jacobson 1993; Rafaeli 1993)。从这些观点，他们指出在网路上另一种互动的仪式和内涵。

我们则将近一步的思考，在这种高度匿名、去社会阶级、地位和角色的沟通网络上，其社会秩序为何？外在社会权力关系是否可移植于上？另一个焦点为，在这种去权力关系的沟通媒体上，人们所建构出的社群意义为何？他们是否能藉由此讨论、互动的社群关系，发展其在网路上公共领域的意义？

沟通媒体和社会建构

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集中于两个重点：一．网际网路所建构社会真实的意义；二．网际网路的互动特质，提供人类沟通实践的可能性。我们将首先在这节中，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讨论在研究中如何掌握网路和沟通实践的关连。其次，于第二节中提出一个新的沟通实践观。

网际网路的崛起，冲击并改变人类当代的沟通模式，从媒体人类学的角度这是相当可以理解的。媒体、沟通与社会三者关连紧密，媒体作为一个中介，联系人与人的沟通，并组成了社会交往、互动的模式。同时，其也牵涉人的行动方式与行动意义 (Reck 1996:239)。媒体的改变最初指涉到人对外在环境的认识，人透过媒体认识环境、社会，并由媒体的中介，进一步稳定社会沟通模式，也决定沟通的规则。因此，媒体形态将决定社会实践和意义的创制。网际网路科技所形构的沟通模式，不但解消了当代大众媒体单面向、中心化等操作危机，提供沟通者异质、多元的立场；更重要的，人类将重新返回掌握沟通主体的权力，透过发言，争取自己的社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