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布罗代尔其它经济学论文

摘要：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既抑制了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了技术进步的资源，所以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党国印认为布罗代尔发现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是，布罗代尔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奥秘”。真正阐明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是西欧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而市场在西欧兴起的关键在于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大，水路运费低。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单一，东西方向自然产品差异小，南北方向陆路运费高，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花费代价更高，于是其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一直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探讨历史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必须归结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

关键词：布罗代尔诺思地理条件商品市场资本主义兴起


    西欧兴起的原因问题，早已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注意，许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心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他的《资本主义论丛》一书集中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成长的论述，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印在《解读资本主义兴起奥秘——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以下简称《解读》）一文中，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理”的归纳，还为利用这些原理探讨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
    在拜读了《解读》一文后，笔者感到，布罗代尔是围绕“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基本原理”来论证的，但逻辑混乱，读者很难理出头绪。实际上他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他所归纳的“原理”也根本无法应用到对其他社会（例如中国）的研究上。在历史学界，布罗代尔十分受人尊崇，他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也具有简单方便的特点，结果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盲目或诚心地接受了他的理论。不过，熟悉诺思原理的经济学家很容易看出布罗代尔论证的缺陷，不会贸然相信当然也不会接受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理论”。遗憾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党国印先生却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的套路和原理，并把它们应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这就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误入歧途。
    本文先对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直接取自党国印的归纳）以及党国印用“布罗代尔原理”解答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路给予简单评述，然后根据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对中国何以没有自发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一点探讨。

    一、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根据党国印对布罗代尔的归纳，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为三条，一是没有强大的王权，而“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二是“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三是西欧不存在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而“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布罗代尔认为，正是“王权太强”抑制了世家大族财产的积累，也是“王权太强”阻碍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1、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
    布罗代尔认为，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迟缓，便是因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家政权太过强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兴起，取决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国家越弱，新兴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凡是”到底有多大的适用范围。从法英两国的比较看，布罗代尔所引证的事实倒并不错误，我们甚至可以使它与诺思阐明的原理“吻合”起来。但诺思却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法国相对下降的原因，而不象布罗代尔那样只是笼统地说王权的强大或弱小。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的国家政权看成是“封建”政权，并认为封建政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它”，取代它，从而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布罗代尔把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明显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影响。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封建主义”的本意是封土建邦，而强大的王权都是在消灭了封建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欧典型的封建主义在15世纪末已经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就是在民族国家内逐渐发展起来，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以及工业革命，则是封建主义灭亡以后两百年才出现的事情。因此，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王权并不对立。英国王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法王路易十四积极支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资产阶级和王权一致的表现。连16世纪统治尼德兰的德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也为尼德兰发展为西欧经济领袖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欧不少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王权，所以一般读者都很难理解马克思关于王权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当然，如果近代西欧的历史真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那么对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敌人”越弱小对自己就越有利了。
    不过布罗代尔也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家有时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
    但在我们看来，这些例证不但不能使读者理解布罗代尔的理论，反而使读者更加迷惑不解。按照布罗代尔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是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的。既然金融寡头执掌了政权，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兴起呢（按照马克思对北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崇，也只是认为那里最早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次，尼德兰北方七省（荷兰）是在独立革命后分离出来的。早在16世纪后半期，那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权（查理五世之子菲力普二世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荷兰的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在强大王权的压迫下成长起来并最终战胜王权？可惜布罗代尔只从17世纪说起，他并没有给我们解答荷兰资本主义在16世纪兴起的“奥秘”问题。布罗代尔说，“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这么说来，不太强大的英国王权和强大的法国王权终究也没能够抵挡资产阶级的崛起，尽管二者相差一百年，但都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何以都能够在王权的统治下强大起来并战胜王权呢？
    布罗代尔说，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上的好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布罗代尔笔锋一转，又写道，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这就又有点令人费解：既然王权帮助资产阶级消灭或抑制了旧贵族，并给予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好处，资产阶级何以要在羽翼丰满后，把王权踢到一边呢？
    应当承认，布罗代尔的说法是符合阶级斗争理论和形态更替公式的。但这一理论和公式对近代西欧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笔者最早接受的也是这一理论，但却对类似布罗代尔那样的论证一直感到疑惑。
    在路易十四时代，与英国相比，法国王权强大而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也确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二者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从德国、意大利、荷兰发展的历史看，“王权强大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连表面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如前所述，荷兰在强大王权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却最早发展起来，而德国和意大利在几个世纪中四分五裂，没有强大的王权，但资本主义发展却大大落后于荷兰、英国和法国。
    总之，布罗代尔关于王权太强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
   2、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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