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4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其它经济学论文

一、  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

十三年前，吴承明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1]。2001年，吴老又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2]。吴老的宏论不但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警醒，而且引起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2003年，行龙发表《经济史与社会史》一文，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3]。文章还指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行龙的文章正确地总结了社会史与经济史融合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本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众多成果所证实。

笔者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有机的结合，也许将其称为融合更为确切。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可以大分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二者都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当然，也可以二者融会贯通，兼而有之。

汪汉忠的《苏北自然经济的历史特点及其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堪称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典型。文章回溯了黄河夺淮以前苏北发达的自然经济，指出，黄河夺淮以后，苏北自然经济具有粮食周期性或经常性的自给不足、纺织业的过早衰退、手工业的极度微弱和区域内部商品交换的低水平与外部商业主体的客籍化等历史特点。作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后，中国在外力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但是，这些论著都未能回答为什么在同一外力作用下不同区域之间的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差异问题。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自然经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基础，造成不同区域之间的现代化发展巨大差异的内在因素就是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自然经济，它们对区域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商品经济对立面和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自然经济的研究[4] 。

晋商的衰落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老话题。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5] ，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晋商衰落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官商结合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晋商正是通过结托官府，改善官商关系，进行垄断经营，最大限度地节约经商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而转嫁、分散和克服了经营风险。因此，官商结合所能取得的实际绩效决定了晋商早期发展商业的路径选择及其长期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产权结构的变化，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首先，社会的变迁与政府财政上的压力使晋商所面临的产权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时至晚清，中央政府在与各省督抚的权利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地位。各省相对独立的财政体系逐步确立，地方督抚的事权和财政权不断扩大。各地厘卡官吏则尽力欺压商民，以地方财政收入满足自身的贪污中饱。在晋商发展的前期，他们常常能够利用各级官衔或者各种“龙票”、“部票”作为护身符，来克服经商过程中种种人或物的危险、障碍和负担，但随着近代社会各地厘卡的遍设，地方权力的坐大和割离，商人们所领有的“龙票”、“部票”和官衔能够产生的威慑力已相当微弱。不仅如此，这些“职衔”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更无用武之地。近代社会的一大变局便是外国势力的介入，这对于晋商通过官商关系而进行垄断经营同样构成了极大挑战。例如，洋货或者与外商有关的出口货物只要交纳少量的子口税便可以“通行天下，不问所之”，而晋商等国内商人则不得不遭受厘金的重复盘剥。1907年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倒闭，理应按照实有资产平均分偿各家欠款，但所欠大清银行及外国各银行的款项都得到了全数清还。而山西票号的借款却不能收回。其次，随着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法规的产生，通过独立发展商业路径的经济绩效已经大为增强。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商人真正享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观念上得到了社会认同，官与商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动和对流。尽管工商业活动的开展仍然离不开实力官僚的支持，但传统的以身份和权利为本位的产权结构逐渐受到冲击。最后，晚清政府卖官制度的推行和官僚数量的膨胀使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战略服从经济学上的效用递减规律，而晋商对官商关系的过分依赖及其大量投资更加剧了这一递减过程。随着清王朝国势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