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现代其它经济学论文

吴承明先生曾引用19世纪末批判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代表克罗齐的思想指出：史学家总是根据当代的兴趣去选择历史题材，评论历史事物。因而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现实兴趣没有进入过去以前，只有历史档案，现实生活进入档案以后，才出现真正的历史，而这也是历史的功能所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3）。如果说，一切历史研究均可以视作当代史的话，那么，中国现代经济史就更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伴随2001年“三农”问题突出、“三个代表”研讨和加入WTO，该学科对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了。部分课题已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

一、关于分期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研究

与一般将1958—1978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作法不同，由谈敏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将中国大陆50余年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从新中国的建立到60年代中后期；“文革”时期；1978年党的11届3中全会延续至今。特点是突出了“文革”时期的僵化，合并了前17年。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下的经济模式，仅体现在“文革”期间；而将前17年统而划之（《新中国经济思想丛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如以往综述所述（见《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3）。许多经济史研究者是将建国前3年划作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由吴承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全面阐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与运行特色。在多年研究经济档案的基础上，其形成了内容翔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1.运用了一批新发掘的档案资料，整理出267个有关建国初期经济状况的统计表。2.将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成分等与中国特定的资源环境、人口状况等基础因素联系起来。3.汲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阐述了继承与变革的历史因素及路径。4.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建立、运行的历程与成就。该书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从国情出发，在劳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既定认识基础上，补充了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并存、兼顾、统一的思想，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使经济政策选择有了趋利避害的较大空间，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雏形，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打开了突破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唐艳艳认为，1949—1954年是典型的公私经济共荣的时期。公私经济之间存在互补与竞争关系，互补一面是主要的，矛盾一面是次要、可以协调的（《1949—1954年中国公私经济互补与矛盾关系的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3）。董志凯对朝鲜战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担与激励；对经济体制迅速走向集中的作用（《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经济》，载《当代中国史研究》4）。

二、对1953—1957年经济的研究

对该时期研究有长期作用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作编撰的《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9卷本全部出齐。其中新建树被概括为10个方面：1953年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向苏式计划经济过渡的深刻背景；“一五”计划的制订实施特点；财政职能的发挥和制度变迁；中国金融管理走向集中统一；国家运用信贷、利率等金融杠杆，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调整经济结构；“156”项及其他重点项目的立项实施；国内市场的深刻变化，统购统销的选择，商品流通、物价管理等计划性形成；过渡初期工业投资的结构与特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广并非从农村实际出发，国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劳动工资、职工保险福利和劳动管理的特点，限制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的政策制定；交通发展与通讯滞后对工业化的影响等（董志凯：《从史料发掘到认识创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对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个焦点。（参见梅丽红：《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认定》《中共党史研究》；武国友：《我国为什么放弃"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策而宣布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作者在中国现代史学会2001年会上的发言，2001.6。）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政纲与政策两重的性质。毛泽东和列宁一样，都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以“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决定政策的。力量对比变化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也相应变化（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3）。郭德宏认为还有三个原因：一是过分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二是工业化的需要。三是“五反”运动的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会2001年会上的发言，2001.6）。

对农业合作运动研究的文章较多。陈廷煊回顾了1953年以后农业合作化的历程。指出统购统销初期，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可以到自由市场销售。1956年10月起逐步建立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但是1957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政策切断了农民与城乡市场联系，制约了农业发展。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是合作化的三个方面；强调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坚持自愿互利和循序渐进的方针。但高级农业社学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带来了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民土地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历史性变革（《1953—1957年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徐国普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村权力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征，这种权力结构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对现代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载《求实》(南昌)）。苑鹏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农村合作制，认为20世纪合作运动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一是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二是发展中国家将政府视为万能的资源配置机构。导致合作事业逐渐依赖政府。新中国的合作运动尤为如此（《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刘雪明认为：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中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而1957—1966年，党对残存的个体私营经济继续执行改造政策，忽略了发展的需要，对私营经济明显地利用不足，限制有余，改造过度（《1957—1966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参见曹霞：《试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曲折认识》，载《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5）。

武力研究了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的剪刀差。指出，在工农产品自由交换的条件下，1953年统购统销以前剪刀差是合理的，可以忽略不计。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获取的农产品计划价格与市价的差额，集中于1960—1978年19年间，共获取牌市价差额3 405.7亿元，按照农产品收购量中有15%返销于农村来扣除，则国家获取的差额为2 894.8亿元。如果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算起，还应再扣除1953—1959年间的负差94.9亿元，则为2 8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国民收入（16 523亿元）的17%。而同期农业税则为897.6亿元，占农业国民收入的5.4%。他指出改革开放前农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主要非剪刀差，而是农民生产自主权受到限制（《论“剪刀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4）。徐建青回顾了建国初期物资交流中多种商业组织的作用与变迁，包括农村的牙行、货栈、过载行，城市的委托商行、信托公司等。反思了从19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商业中介组织曲折变化的过程（《建国前期的城乡商业中介组织与城乡交流》，载农业部农研中心编：《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报告》3）。

1953年修正税制涉及50年代税制发展与经济体制。刘佐指出：修正前后的税制相比，税种未减，结构也基本没变，但是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有所改变。其对于扭转“经济日益繁荣，税收相对下降”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工作有失误：方案的制定操之过急，工作过粗；将批发环节的营业税移到生产环节缴纳以后，由于批发与零售难以划分，出厂价未及时调整，让部分私商钻了空子；受苏联周转税一次征收制的影响，不切合实际；对于税制变化与物价波动的关系研究不够，有关措施没有跟上。此外，“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法律上没有问题，但以当时的政治要求，国合商业和私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作用衡量，就不一定妥当了（《中国税制五十年》，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此外，对于50年代人口问题与对马寅初的批判，翟振武不同意“错批一人，误增3亿”的看法。认为五六十年代多生多育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50年代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符合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错批一人，误增3亿”？—20

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现代 其它经济学论文

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现代其它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