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其它经济学论文

本年度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论文近百篇，其中有不少力作，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

徐中舒的遗作《论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与城乡对立等有关问题》（中国文化1）一文认为，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奴隶社会不是自然经济。在封建制下，直接生产者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封建主的经济，基本上也是自然经济，这是构成封建制一环一环递相依赖的统一的经济基础。殷王朝是一个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广大平原之上的城邦国家，以城邦为中心，按道路远近制定了一套合于城邦国家的制度，内服实际上就已具备了一整套完整的城邦国家的官制。关于殷代城乡对立问题，他认为奴隶制的城、邦、邑、市，就是贵族奴隶主工商业者聚居的中心，他们从这里对四周的农村进行统治和剥削，城乡之间的对立显然存在。对周初的畿服制，认为殷是以城邦及其近邻为中心，统治着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周王则是以广大的乡村为中心，统治一个更为广阔的天下，这就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差别所在。对周初的自然经济，认为西周一代是自然经济的全盛时期，诸侯经济首先要满足王朝的要求。对战国的工商业城市，徐中舒指出，当时诸侯邦国中和国境上两种新兴的工商业都市冲破了过去静止孤立的自然经济，从而形成新的城乡之间的对立，往日的国野差别归于消失，新的城乡分裂日趋对立。而该问题仍是学术界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何兹全《关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问题》（史学理论研究3）一文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城市经济十分发达和繁荣，城市交换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支配地位。整个社会的走向发展规律，是在城市交换经济的主导和支配下向前走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变化是被动的。战国秦汉时代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部分奴隶和依附性佃农问题，何先生认为战国秦汉的农民主要是自由民和一部分奴隶，而不是佃农和依附性佃农，佃农和依附性佃农还没有产生。

邹逸麟《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中国史研究4）一文认为，古代经济区是由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划。大约自春秋至西汉武帝时，我国经济区的雏形开始形成。我国古代经济区具有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色。划分经济区具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和经济中心四条原则。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三个不同性质的区划，其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对了解我国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地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古史分期

古史分期问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吕喜林《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一文，对70多年来古史分期问题做了回顾，对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因此，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曲折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对如何正确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史学界应有自我否定精神和反思精神。并认为，古史分期利弊参半，史学研究应敢于突破一些规范性思维的束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

朱东安《战国封建说质疑——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广西师大学报4）一文认为孔子思想是周初政治即西周初年新兴领主封建制的反映，而在殷周之际，这种制度无疑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其仁者爱人的思想亦为奴隶制所不容。然由于他生不逢时，尤其古史分期的不当，长期以来孔子曾被当作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和政治代表人物。可以说，这是战国封建说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错位的必然逻辑。有鉴于此，应重新进行古史分期，以理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从而走出欧洲中心论的误区。冯涛、兰虹《中国封建领主制度的起源与演进的制度经济分析》（福建论坛４）一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法考察了中国封建领主制度的起源与演进过程，认为中国封建领主制之所以起源于西周初年，是因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是建立在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互相需求的契约关系基础之上，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首先导源于有效军事保护规模的有限性。周朝将封建领主制推行全国，即进行了制度供给。其深层原因则是经济主体（封建君主、封建领主、农民）的利益均衡。

农业、畜牧业与人口

陈正奇《半坡氏族的原始农业》（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一文论述了半坡原始农业的生产规模和历史地位，并认为“点耕法”就是以竹木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法，它开我国原始农业耕作方法之先河，是其他农业耕作法的渊薮，半坡氏族的农作物主要有粟、麻及芥菜或白菜等。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4）一文认为，秦至东汉中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处于由锄、锸耕向犁耕过渡时期，东汉后期或魏晋南北朝北方中原地区开始进入牛耕时代，南方还要晚一些。《吕氏春秋》、《汜胜之书》等所论的先进耕作制度只是农学家的提倡，远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当时多数地方还是粗放耕作。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从农业区的扩展、生产技术的进步、粮食作物、蔬菜、水果、养殖业探讨了汉唐时期的农业，系不可多得的力作。

畜牧业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重视。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一文提出，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区域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有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有所扩大，羊取代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重新逐渐衰退。并认为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黄河中下游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成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关于马的起源历来有不同说法，王志俊、宋澎在《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２）一文中，认为中国是野生马的重要基地之一，有足够的驯养条件，从夏末我国就开始驯养马，至商代早中期完成驯养，到商代晚期已能大量繁殖马和使用马为人类服务。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５）一文，也论述了新石器时代家畜的起源问题。姚伟钧《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社会科学战线５）一文则认为中国在旧石器时代，农民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渔猎和采集植物，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开始发展，华夏族还兼营畜牧业，华夏族已形成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文化类型。到了古代后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狩猎业的比重逐渐下降，但猎物作为一种美味，地位则上升了。

人口问题也引起一些学者注意。王文涛《西汉时期河北人口的分布与流徙》（河北师大学报1）一文把西汉时期河北人口的分布及流徙增减等问题放在全国人口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认为西汉时河北人口居全国第三位，西汉时河北中部地区，人口非常密集，北部则人口稀疏。西汉河北地区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主要受同北方民族和战的影响。周民山《汉代城市人口试析》（河北大学学报2）一文对汉代城市人口的比例与构成作了初步探索，认为汉代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达到全国人口的1/4到1/3，远远高于近代的水平。李伟、雍际春在《两汉流民问题初探》（兰州大学学报1）一文中对两汉流民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份渐趋复杂等特点，而流民最终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兰州大学学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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