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明清其它经济学论文

总论与区域经济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分明代编5章和清代编6章，分别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资本主义萌芽等内容。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以《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和《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分别于2000年出版。“明代经济卷”由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共13章90万字，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土地整理与经营、赋役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政策与运行、交通、市镇经济、盐业、茶业及经济思想等内容。“清代经济卷”由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共34章120万字，分农业、手工业、商品流通、土地分配、地主经济、农民经济6编，包括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注重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经济机制和经济效益的探讨，并加强了数量分析。老一辈经济史学家李文治先生的专集《李文治集》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论文16篇，共32.1万字，大多为明清经济史方面的内容。

高王凌指出，与“长期停滞论”相反，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有着十分可观的发展，《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成长》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因素，就是追求经济收益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和由此所带来的省际经济交流的开展即比较优势的初步实现。他同时指出，应该进一步承认传统中国经济中许多制度的功能作用(清史研究99/4)。许檀《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国近代市场体系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清代中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光明日报00.3.3)。

王国斌在考察清王朝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中国分为核心、边远、陆疆、海疆四个政治经济区，认为18世纪清政府成功地将四种地带的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把19世纪不同地带的变化与每一地带的相对重要性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典型模式的19世纪政治经济形态(中国的政治经济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00.4)。许檀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是明清时期全国经济发展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与商品流通大大加强，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分工互补，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经济效益(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99/4，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张建民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指出，山区开发以外来流移为主，存在着显著的盲目过渡倾向、资源开发经营粗放化、经济增长不稳定等特点，以致山区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较早出现阶段性停滞、衰退的趋势(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武汉大学学报99/6)。黄挺认为，由于外部环境的推动和本身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形成《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先后以汀州、潮州、汕头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2)。徐晓望《妈祖的子民》共10章32.9万字，其中6章为明清时期闽台的经济结构、交通航运港口、海外贸易、沿海贸易、海商、海路移民(学林出版社出版99/12)。吕景琳认为，明代北方经济在弘治、正德年间开始复苏，嘉、隆之后仍趋上升，很多地区出现某种程度的繁荣，但总体上仍相对落后(明代北方经济述论/明史研究第六辑)。石奕龙考察《明代惠东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认为军户基本以从军、屯军为主，民户从事渔业、工匠，女子从事农业，并因此形成女子长住娘家的习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3)。王日根探讨《16—18世纪福建沿海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及其正反作用(厦门大学学报00/1)。吕淑梅认为，清代以前台湾通过海港与大陆沿海、近海岛屿及日本、东南亚等地初步建立了陆岛、岛岛商贸网络，加快了台湾内附的步伐，拉开了台湾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加深了大陆与台湾密不可分的关系(台湾早期海港与陆岛网络的初步形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2)。赵毅、王景泽肯定清前期开发东北经济的成就，探讨了失误及影响，认为其原因在清政府的统治政策(对清前期(1644—1840)开发东北经济的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1)。

栾凡《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的特有经济类型剖析》研究明代女真族多元经济，99年12月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考察女真族的渔猎经济、农耕经济、贸易经济、掠夺经济以及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阐述明代前、中、后期的经济特点，认为多元经济对明代女真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入关后相当长的时间。

财政赋役

栾成显《论明代甲首户》指出每里有100户甲首，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中国史研究99/1)。《永乐大典》中洪武三年湖州府小黄册图之法发现后即有不同的解释。夏维中、罗仑肯定每百户为一图应是湖州府小黄册图之法的基本原则，每图设里长一名，认为小黄册图之法经过一些改造后被施之全国，在不同区域具有相应的地域特点(关于洪武三年湖州府小黄册图之法的几点考辨/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大出版社99.7)。韩国权仁溶梳理祁门县谢氏宗族的不同支派在土地清丈中的纷争过程，证明徽州土地丈量人役的佥选是利用原有的里甲组织与人员，清丈的单位是原有的里，徽州的土地清丈和里甲制密不可分(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历史研究00/1)。董郁奎《试论明中叶的财政危机与浙江的赋税制度改革》考察这一改革的发展过程及其具体方案，指出，改革官田税则，调整官民田税收负担，使官民田界限消失，官田向民田转化，是浙江土地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浙江学刊00/4)。高寿仙认为，明前期驿递夫役主要是随粮佥派，杂以特殊人户充当驿役，正德以降逐步折征银两雇人代役。由于驿递夫役不堪重负，大大降低了驿递系统的功效，使驿递负担成为贯穿有明一代的社会问题(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东岳论丛99/1)。魏光奇认为《清代直隶的差徭》“介乎公私之间”，非法而又合法，“无制”而有“有制”，实际上构成了当时州县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民国时期各县的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史研究00/3)。

李三谋、方配贤认为，明代正统三年山西正式开始农业货币税，它以北部边地戍防或武装活动为动因，以塞上粮食生产为基础，以边贸行为或商业供应为杠杆(明万历以前山西农业货币税的推行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1)。陈支平、林枫考察《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估算每年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商业税总额约为344万两(明清论丛/紫禁城出版社99/12)。林枫《试析明万历前期的营业税》指出，明万历前期分省区营业税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严重脱节，其原因一为课税对象的狭隘，造成营业税额的普遍低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省区营业税额与其商业水平的分离，二为对宋代商税的机械沿袭，造成了明代各省区营业税额和商业水平与其在国内地位的不相一致(厦门大学学报00/3)。林枫《明代中后期的盐税》估算盐商成本、利润及税费负担、官盐销量，指出盐商的超额利润直至合理利润几乎全被政府以种种名目的规费搜刮殆尽，由于私盐泛滥，政府盐税总额低于应税水平，结果是“利入私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2)。晁中辰《明代海关税制的演变》认为明初设置市舶司，后设督饷馆，实为近代海关的前身，正德以前海关无税收，正德、嘉靖年间征收20%的实物税，隆庆开放后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备，由征收实物税改为抽银(东岳论丛00/2)。

杨艳秋考察明代边粮供应制度，指出，明初以屯粮为主，民运粮、开中盐粮为辅，后发展为民运粮为主，屯田粮、盐粮次之，既而民运粮逋欠，开中盐粮无效而渐趋仰给京运，边粮供应形式也由明初以实物占绝对优势渐渐发展为有银无粮的局面。随着这种变化，明代的边粮供应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了政府倾天下之力也无法摆脱的重大包袱(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中州学刊99/1，明代边粮制度与沿革试探/文史00/2)。

陈锋考察《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清理、辨析清代前后期的财政支出类别、数额，重点探讨各个时期财政政策和支出结构，并比较了各时期财政收入与支出(江汉论坛00/5)。他另文分析《清代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在考察奏销行政组织职能与奏销程序的基础上，探讨了常规和战时奏销制度及相关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00/2)。陈锋认为，在清初连年用兵、军需紧急、财政困难的情势下，清初“轻徭薄赋”政策大多只具有安抚的性质和标榜的用意，并未切实实行，对社会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考论/武汉大学学报99/2)。摊丁入地是清代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史志宏对此详加考察，认为尽管在内容上是统一的，但清政府允许各省因地制宜进行改革，具体做法因各地情况不同而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特点，这是这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并且相对来说进展较为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李三谋通过考察《清代灶户、场商及其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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