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其它经济学论文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术史角度全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

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他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前此或有学者论及明清市镇，惜笔者未能检索到确切篇目，有待进一步查寻。），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期，王兴瑞译，载《食货》1937年5卷1期。本文所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如下学者的论著：［日］山根幸夫文《战后日本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部分）的动向》，杨品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 81年6期；冯年臻：《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期；［日］则松彰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艾廉莹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4期；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8期；［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田人隆、黄正建、那向芹、吕宗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等等。），这是一篇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力作。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注：参见张次溪《清人竹枝词中之燕都市场与庙会史料》，《正风》1935年1卷8期；任天然《清代以前的市》，《市政评论》1936年4卷11期；庄泽宣、潘凤韶、邱璧光《集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19 53-1954年36卷1-4期；［日］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19 57年1期；［日］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1953年28卷3-4期。），致使该学术领域呈现清冷格局。客观而论，这一阶段的学者们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专力研治此项课题者不多，刊行的论文数量亦有限，研究水平略显单薄。

（二）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台湾学者刘石吉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们的研究论著褪去了前一阶段的学者在市镇研究中的感性化色彩，开始自觉确立学术规范，注重史料爬梳和理性思考，研究视野较之以前更加宏阔，研究层次更加深入，尤其在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正是他们确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基本路数，其影响至今犹存。后来的众多学者在探索该学术领域的新境界时，或多或少从他们那里受到启迪。

傅衣凌无疑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于1964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后收入傅氏《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傅衣凌在50年代刊行的论著中，因研究明清江南的富户经济、纺织工业、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等问题，也曾涉及市镇，并注意到明清市镇"已不是单纯的恬静的乡村，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新型的小工商业城市"（《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04页），但傅氏并未自觉地以市镇为重要研究对象。另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其晚年著作《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第6部分"生产、交换、市场"中，亦对市镇有所论列。），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市镇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傅衣凌第一次完整使用了三个关键词：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严格匡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叙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范式。台湾学者刘石吉1987年在全美中国研究学会 (AACS)年会上宣读论文时，着意评介了傅衣凌的这篇重要论文，指出："由于傅氏在明清经济史研究上的开创性地位，其论点自然成为以后讨论江南市镇的一个（可能是惟一的）典范。 "（注：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遗憾的是，傅衣凌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

几与傅衣凌发表专论相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明清史专家施坚雅因于1964-1 965年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Th 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24.2(1965);24.3(1965).参见《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说施坚雅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高校。参见王旭、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2期。）一书而一呜惊人，被称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二代经典之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即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生态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注：［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9期。）。施氏运用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的概念解剖中国城镇经济，在研究方法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理论创新在施氏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最终完成（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 Universi 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7).书中收录施坚雅本人撰写的5篇论文。参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如果说傅衣凌在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方面提供了写作文本的范式，那么施坚雅则确立了方法论的范式，几乎影响了日后所有市镇研究者的学术理念，至今也未能有所突破。

台湾学者刘石吉，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位代表人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1975)的基础上，他于1978年发表了3篇有分量的论文，分别是《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8卷6-8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刘著所展示的扎实的史料功底、详尽的量化分析、新颖的研究视野，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瞩目，再次引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构成了80- 90年代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日趋繁盛的原因（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纷纷撰文对刘石吉的研究成果予以评介。参见洪焕椿《评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学术月刊》1984年12月号；陈忠平《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后记"；李伯重《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3期，等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史学界也有若干学者对明清时期华北、湖广、江南地区的定期市展开研究，如山根幸夫明显承续了加藤繁的学术路数，以华北为考察对象，剖析了以营销农具和日用消费品为导向的地方市场--市集（或称定期市）（注：４参见［日］山根幸夫的系列文章，如《明清时代华北的定期市》，《史论》1960年8卷；《华北的庙会》，《史论》1967年17卷；《明、清初的华北市集和绅士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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