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其它经济学论文

三

“四人帮”被粉碎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经济史学获得空前蓬勃的发展，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史上又一个高潮，而且是更大的高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

文革以后，许多学者都在考虑新时期历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是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在这种背景下，“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加强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度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其中也有部分力量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除了有组织的力量以外，史学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散兵游勇”亦复不少。在这支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

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会员达三百余人，迄今已举行了四届学术年会。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前者偏重于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后者除古代外，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成果占相当比重，近年又以“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的主题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学术讨论会。商业史、农业史、水利史、盐业史、海交史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也经常发表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研究单位还出版了以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集刊》或论文集。所有这些刊物和论文集，为经济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园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繁荣发展。

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最近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新时期经济史坛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

2、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

新时期经济史资料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革”以前近代经济史资料一枝独秀的局面，近代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

首先是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档案方面，如《明实录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共三分册四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自贡盐业契约档案契约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整套的民国档案以及根据乾隆刑科题本、孔府档案编的资料等[1] 。文献资料方面，傅筑夫、王毓瑚解放前即已着手系统收集各种古籍中的经济史资料，用力甚勤，这些资料一度散失，“文革”后终于得以陆续出版。[2] 其他断代经济史资料有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中华书局1987年）；专题史资料有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主要的农书都已整理校释出版。历代食货志均有整理校释者，其中以梁太济等的《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最为精审。对历史文献的数字资料进行深加工而成为一代巨著的则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各经济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和各种专题也在整理经济史资料，尤以财政史、经济思想史和水利史等成绩显著；时代则偏重于近现代。

除文献档案外，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动力。其中云梦秦简对秦代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物简帛对包括楚国经济史在内的楚学和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

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最著名的是徽州文书，已出版《徽州千年文书契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一、二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90年）等资料汇编。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五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篡，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总之，中国经济史学的史料基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和雄厚。

3、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上文谈到，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窒息了科学研究的活泼生机。文革后拨乱反正，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扫。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1980年秋在北京举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把这种学术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各地区各单位的学者与国外和台港地区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就更多了。通过这些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例如施坚雅的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模式的理论[3] ，黄宗智对中国明清以至近现代小农经济的研究[4] ，都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这实在是文革前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巳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4、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

前面谈到，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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