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其它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　发展阶段；增长要素积累；外资吸收能力；直接投资效应

　　多年来，《世界投资报告》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一直持积极的全面肯定的态度。但是，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和外部的原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未必能够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世界经济的现实中不存在强制性的理由使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负有社会责任，发展中国家也缺乏迫使跨国公司行为符合自己的发展目标的谈判实力；引进直接投资的效应取决于跨国公司行为与东道国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④这些观点多少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引进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增长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作用是随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其创造的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结构特征，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增长要素的累积对此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文通过对发展阶段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作用的基础和机理的探讨，指出在跨国公司影响日益扩张的今天，只有强化自身的基础，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理论上，较早把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的是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教授。1981年，他在一篇题为《对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位置的解释：走向一种动态的理论》的论文中，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划分及其各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特征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推进的动因。②邓宁的理论提出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浪潮的兴起，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又重新为人们所关注。除邓宁之外，具有影响力的阶段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小泽辉智（T.Oza.wa）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⑧小泽辉智理论的最大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策略与我国的技术发展”（项目号：70162001）阶段性研究成果。特点在于他强调根据发展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必要性，同时主张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要顺应后起国家的比较要素进行投资。

　　除了邓宁、小泽辉智从宏观角度讨论发展阶段对引进FDI规模与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等问题外，更多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角度讨论东道国发展阶段对引进FDI效果影响。但是，他们没有用发展阶段这一术语，而是使用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等理论概念讨论东道国的发展水平对FDI效果的制约。

　　把社会能力引入对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分析，一般认为是对格申科隆（Gerschenkron）技术发展理论的扩展。格申科隆强调技术差距的大小为追赶技术领先者创造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取决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术领先者。①阿布拉莫维兹（Abramovitz）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论点，认为实现缩小技术差距不仅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相对落后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各国吸收国外新技术的“社会能力”。②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David）把社会能力作为国家的技术能力或竞争力的体现，③指出社会能力作为吸收、有效使用和创新引进技术的能力的基础，作为一国社会潜力的反映，是随经济发展阶段而推进的。发展门槛对东道国引进FDI效果的影响分析，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波伦史太因（Borensztein）、J.德格利戈里（J.de Gregorio）和韩国大学的教授李正华（LeeJong-wha）等人在《FDI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的。其核心观点认为，FDI能否具有高效率，取决于东道国的最低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这构成了影响FDI效率的发展门槛；同时指出，如果东道国已经迈过了发展所必需的劳力技能和基础设施的门槛，伴随FDI的技术转移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扩增。④因此，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于跨国生产而言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明确提出东道国发展阶段会对FDI的增长效应产生制约的分析集中在拉尔（T-rill）一篇题为《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的文献评述。⑤拉尔强调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直接投资获得经济的正向效应所需要的条件和机制上。略做比较可以发现，拉尔的角度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1）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而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2）从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技术、管理知识的适宜性，取决于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的发展阶段的差异程度；（3）对国际直接投资选择的必要性和选择的范围，同样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4）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之后所能形成的关联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国动态要素禀赋的积累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水平。拉尔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引进FDI而竞争的同时又面临增长业绩差异巨大这一客观事实。

　　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进展。来自欧洲的两位经济学家帕勒克理斯库罗（Paola Criscuolo）和雷吉尼斯纳茹拉（Raineesh Narula）在题为《国家吸收能力与发展阶段》一文中分析了国家吸收能力水平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⑥论文在可恩（Cohen）和莱温特（Levinthal）对企业吸收能力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⑦强调国家层次的最低能力积累对利用外部的知识资源、推动内生性发展的重要性。论文明确提出，由于体制与国际技术环境的缘故，国家对外部资源的吸收能力不是国内企业吸收能力的简单相加，企业之外诸如制度、幅员、人力资源等因素对于国家吸收能力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发展的水平或阶段最终体现在对各种要素的产出、积累和有效整合方面。因此，国家吸收能力的形成与增强必然以发展阶段为基础。

　　无独有偶，韩国经济学家金东顺（Dong-Sung Cho）等在题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论文中也重点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府能力的积累如何有利于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⑧此外，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波特（Michael.E.Porter）、萨克斯（Jeffrey.D.Sachs）等人在《竞争力与经济发展阶段》一文中提出以增长竞争力指数（GCI）考察国家的宏观发展水平，用现时竞争力指数（cCI）考察国家对当前的资源存量有效使用状况，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对内外资源的支配与运用的能力。①

　　但是，无论是发展门槛说或是社会能力理论，还是其他关于发展阶段与吸收能力关系的研究，都没有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性质与东道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对应起来，没有从东道国的发展基础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的FDI增长效应差异的深层原因。

　　二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

　　一揽if-资源转移性质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之所以对FDI具有制约作用，其重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特殊性质。长期以来，我们把跨国公司视为特殊的经营形式，但是从其行为模式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来看，跨国公司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组织，是为利润最大化目标设计的、对社会与技术要素配置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而跨国公司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与利润，通过资本运动，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一揽子经营资源。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经营资源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是一种短缺资源，从而具有较高的生产力。跨国公司的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使其具有以下特点：（1）直接投资不单是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2）直接投资的一揽子资源从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转移，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函数，将逐渐普及和逐渐固定下来，从而对引进外资的国家产生一种“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②同时，跨国公司还利用其实力从东道国获得法制和政治方面的权利来支持其投资活动。可见，FDI的一揽子资源转移性质，是把社会经济与技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资源。

　　FDI的一揽子性质表明，直接投资的各个要素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性”，从而不能单独构成一种可转移的资源。同时，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不愿将“一揽子”资源分成个别要素进行转移，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作为整体的一揽子资源要比各分离成分的总和还有利可图。直接投资的一揽子性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两方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