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2） _发展战略论文

二、以海上贸易为导向的商业化

16世纪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占踞澳门并以此作为远东贸易中心（46），出现世界贸易新格局的时期。作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广州，也因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广州贸易冲破出口贸易从属于进口贸易的传统格局，从而使出口贸易取得独立的发展。广州一改如前所述的「特殊性」的发展模式，与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的深化开发产生了互动的关系(47)。自明中叶始，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日益深化，除前述的将三角洲内部的滩涂开垦为沙田外，还表现为商业化的不断加深。

首先，以出口贸易为取向，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出现了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区。

随著东南亚地区市场的不断开拓，以及通过东南亚市场而转运欧洲和南美地区，出口商品不仅需要量大，品种也增多，已经扩及民生日用商品，尤以丝、糖、铁器、陶瓷等为大宗。又因广州市场的转型，贸易的对象已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农户也从「随其乡宜以为货」(48)，到「以市场取向为货」。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的。其中已经有部分商品通过海洋贸易输往海外。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

「东洋贸易，多用丝……回易鹤顶等物；西洋贸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等物。」(49)

这里所谓的东洋，主要是指菲律宾。当时的马尼拉生丝市埸，是太平洋丝路的中转站，对丝货的需求量很大。十六世纪末，墨西哥丝织业有一万四千多人，其需要的原料生丝，就靠广州的海商运往马尼拉丝市，然後由西班牙商人转运去供应。根据全汉升先生的研究，江南蚕丝业的迅速发展同马尼拉丝市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50)。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也在这一市场取向的刺激下，创造出「桑基鱼塘」这一以蚕桑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经营型式（详下）。所生产的广纱、粤缎等丝绸，以及糖、果箱、铁器、蒲葵等所谓「广货」，成为输往东南亚洲各国的主要产品。正如关心乡梓事务的岭南学者屈大均所指出的：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51)

「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52)

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番禺、东莞、增城等县成为种植甘蔗的专业化种植区。明末其蔗糖收入已占农户总收入的十分之四(53)。蒲葵的种植以新会为中心，香山的古镇次之。香，以东莞为产地(54)。茶，多集中在南海西樵山、广州的河南岛(55)、肇庆的鼎湖和宝安的怀度山等地(56)，大良附近的基塘也有零星的种植(57)。水草，以东莞、宝安为产地(58)。鱼花，以南海九江所出为最负盛名(59)。果木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专业化区域。其范围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的大石、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至顺德的陈村、南海的平洲、番禺的韦涌等地一片老沙围田区(60)。其中以陈村的果木最负盛名(61)。珠江三角洲有「食香衣果」之谚(62)。这一果木区，在明清交替之际，虽遭到沉重的打击，但到康熙晚期（18世纪前后）得到恢复，而且东莞北部和增城西南部低丘陵地带的原有果木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具特色的是「桑基鱼塘」专业区，这是一种以蚕桑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型农业经营。所谓「桑基鱼塘」，即将低洼易生水患的土地深挖，「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63)。这种经营型式使蚕桑业和养殖业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既改造利用了低洼土地，又增加了经济效益。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转变规律实现农业资源更新发展。「桑基鱼塘」型的生态农业把我国传统农业推至极致阶段。它首先在南海、顺德和高鹤三县交界处出现。万历年间(1573-1620)，顺德龙山乡基塘面积已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64)，南海九江基塘面积于明末更高达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八(65)。而且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4乡，相连成片，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的以蚕桑养鱼为业的商业化专业区。蚕桑区虽受清初「迁海」之祸的惨重摧残，但到18世纪前后，得到了恢复，且有所增进。南海西樵山附近的乡村相继发展成基塘区，形成以九江为中心，包括原有的龙山、龙江和坡山，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邻近西樵山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66)在内的连成一片的商业性基塘专业区。

乾隆22年（1757年），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广州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有力地剌激了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因此，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形成一个「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蚕桑基地(67)。咸、同年间，因欧洲产丝国蚕病引起的产丝不足，江浙蚕丝的出口又由于太平天国动乱而受阻，丝价上涨，珠江三角洲又掀起「废稻树桑」的热潮，蚕桑区不断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蚕桑区除原有的基地南海、顺德和香山外，已经扩及新会、三水、番禺、鹤山、东莞，等十余县，桑田面积达万顷左右，操蚕桑业者达二百余万口，蚕茧年产量为三、四十万担，价值六千余万元(68)。蚕桑业成为商品性农业的主要支柱。

以经营某一经济作物为业的农户，、如香户、花户、果木户、蚕桑户、鸭户、鱼花户，等等专业户，也因应广州市场的转型，迎合出口贸易的需要而兴起。

其次，为适应出口贸易的需求，农产品加工业勃然兴起。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有制糖、制茶、果品加工、织草、葵扇，等行业。尤其是缫丝和丝织业和蚕丝业。

蔗糖，是明清时期的传统输出商品。19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向海外出口在一、二十万担，也偶有达30多万担的(69)。因受到菲律宾新兴糖业的影响，90 年代后出口减缩。但是这种减缩并非如海关统计所示的那样严重。珠江三角洲的蔗糖如同其他出口商品一样，有相当数量的是用民船运往香港的，因而没有列入海关统计内(70)。进口的所谓洋糖，往往是由出口的土糖倒流国内的伪称。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资本主义列强的洋货享有减免子口税、厘金等国内关卡税收的特权，出口的土糖返流国内变成洋糖，比纳税较重的土糖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我国盛产蔗糖的台湾，控制台湾蔗糖业，从而构成对我国出口蔗糖的威胁。此后出口蔗糖日渐减少，20世纪初，陷入衰微。

制茶业，因18世纪20年代，茶叶出口已升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首位。18世纪末19世纪初，茶叶贸易已成为世界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71)。19世纪50年代，因对外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安徽、浙江和福建的茶叶已改由上海、福州出口；60年代汉口开埠后，两湖、江西的茶叶也就近由汉口输出。广州出口的茶叶，主要由本省出产，或由西江沿岸输入原料，再经广州的河南制茶厂加工。鹤山、香山、番禺、新会、南海、清远等县的产茶区，自乾隆年间起不断扩大种茶面积。但适合种茶的土地有限而制约了茶园的扩大。因此，着力于发展茶叶加工业。广州的珠江南岸（今的河南）是经营茶叶加工和茶叶交易的地区。那里茶庄、茶行，比屋相连。设有茶叶加工厂。也有茶商曾按照市场的需求，深入外省茶区，设立茶庄，示范制茶，教会茶农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茶叶。鸦片战争前夕，茶商就曾到湖南茶区示范，先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红茶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此为湖南制作红茶之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西方人的口味，研制出一种用花薰染而带有花香味的所谓「花茶」的新品种。在海外享有盛誉的珠兰香茶，即于此生产。薰茶用的珠兰、茉莉花在今的广州珠江南岸的庄头种植。「花茶」中的橙香白毫也深受青睐。其原料则采购自西江上游和贺县等地。现将80年代茶叶出口及珠兰和橙香茶在出口总量(72)中的比例统计如表１。从表中可以看到80年代中叶后，茶叶出口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先后在国际市场上崛起而受到排斥的缘故。唯珠兰香茶凭其特殊的品味，尚能支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表１ 1882-1891年广州口岸茶叶出口情况统计（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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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红茶量绿茶量茶出口总计珠兰香茶占％香橙白毫占％
1882 121933 1491 123424 80401 65 19055 15
1883 110349 1144 111493 78377 70 14466 13
1884 104244 666 104910 82443 79 8306 8
1885 130571 533 131104 99876 76 13027 10
1886 102210 682 102892 75948 74 8709 8
1887 119160 235 119395 88536 74 7690 6
1888 94409 42 94451 73606 78 5875 6
1889 77754 150 77904 65111 84 2411 3
1890 63573 8 63581 52160 82 4090 6
1891 25664 3 25667 15057 59 19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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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页487--901。

织草业，以东莞、宝安县为基地。至少于明中叶，已有一部份居民以采集水草，纺织席、绳为业，以此为衣食之源(73)。清代之后，自军铺（今东莞厚街附近）至虎门一带的千顷卤田，皆产水草，可供织席。织席业中已出现雇庸关系(74)。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