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1）_发展战略论文

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1）北岸。南海的东南岸逶迤着诸多弧形的岛国，港湾众多，为古代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处于南海北岸的珠江三角洲先民，生于斯，食于斯，往往利用海上资源为生。在南海开采的珠玑、玳瑁等珍奇产品，「一箧之物，可资数世」（2），是古人艳羡的奢侈品；他们开展海上贸易，使当地的港湾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3）。宋代北方士民移住后，利用滨海区位和南海资源的优势，吸取中原先进农耕文化，建立起区别于内地的既从事农耕，又依靠海洋、仰资海洋，耕田服务于耕海的经济型式。先以南来的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而进行对海岸带滩涂的开发，并以海洋贸易为导向，实施商业化，变海岸带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基地；尔后又以不断移植海外的华侨的返馈来推动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是这一经济型式的主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海洋经济化，指的是以从事出口生产、出口贸易，以及服务于海洋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生计。

本文旨在探讨处南海北缘海岸带的珠江三角洲，是如何以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吸取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将沿岸不断外延的滩涂，开发成适应海洋贸易需要的农业商业化基地；作为海洋贸易的前沿地带，珠江三角洲又如何通过向海外移民，促进其自身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

一、宋代北方士民的南迁与南海北缘浅海湾滩涂的开发

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的北缘，中国的南陲，广东省的中南部，处于北纬21°55'--23°73',东经112°45'--114°33'之间。它与围绕南海的东南亚弧形岛国，隔海相望，具有优越的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4）。它原是一个多岛屿的浅海湾。西、北、东三江从不同的方向流入其中。三江所带来的巨量泥沙，不断地在这浅海湾中淤积；又由于世界海洋平面升降变化的巨大影响，这一浅海湾复经历着由陆至海和由海至陆的交替沉积的复杂过程。到了全新世晚期，即距今约二千多年前，古海湾终于被沉积物不断淤浅而逐步形成岭南最大的冲积平原。流入这一古海湾的西、北、东三江各自形成三角洲。此外，还有谭江、绥江、流溪河和增江等小河也直接流入这古海湾而形成各自的小三角洲。这些大小三角洲，相互穿插、相互连接，形成了复合三角洲平原。因古海湾原主要由地盘断裂陷落而成，以珠江口漏水湾（狮子洋和伶仃洋）为界，西北江三角洲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东江三角洲则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从这一地貌，仍可隐约看出地盘断裂的痕迹。

珠江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源出自划分的标准有争议。有人主张以三角洲的顶点为河流分汊处；有人认为应以潮流能到达的河段为范围；还有人以有否海河交互沉积层为准。又因三角洲的边缘有过渡地带，不易划清界限。一般地说，狭义的三角洲（亦称小三角洲）是指以三水县的私盐窖（今称思贤窖）、东莞县的石龙为顶点，南至珠江口海岸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广州、佛山和江门三市区，中山市、珠海市、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斗门等县全部，以及东莞、深圳两市和高要、高明、三水、台山、开平、增城、博罗、宝安等八县的一部份，土地面积为17,200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7.8％。

广义的三角洲（亦称大三角洲）则以小三角洲为主体，包括其外围平原，如肇庆盆地、清远盆地、惠阳盆地、广花平原、潭江谷地、四会平原等。其范围：西自肇庆，东至惠州，北起清远、佛冈，南至沿海岛屿，包含广州、佛山、江门、中山、东莞、肇庆、惠州、深圳、珠海等九市和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高要、高明、鹤山、新兴、三水、四会、花县、从化、增城、博罗、惠阳、龙门、宝安、斗门等21县，以及清远、佛冈两市县的一部份。土地总面积约48,000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23.3％,比小三角洲面积约大两倍。

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各大洋。这种自然条件使珠江三角洲有可能成为“海洋总汇之地”、“河海分汇之区”，使珠江三角洲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依靠海洋，仰资海洋，又为当地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从珠江三角洲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看，它既适宜于发展多种亚热带经济林木和水果，适合于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又可利用便捷的水上交通输入周边的非生物资料（如矿铁等）发展手工业；又因其南面有浩瀚的南海提供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矿物资源，可使当地居民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这是一处具有海洋经济（5）特点的区域。

潜在的优势，如果没有现实的需要，没有遇到机遇，是得不到利用和发挥的。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军事性的移民入住岭南地区（6），其目的在于政治上的控制，而非拓殖。尔后中原士民也曾不断地零星地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北缘的丘陵、台地；但是三角洲内部的岛屿却寡有移住，这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的缘故。汉未至隋统一前的四百年间，岭南地区较之北方是相对安定的。晋砖刻文就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7）；广州自晋代起，成为南海交通的首冲；唐代，更加繁盛一时，以世界东方大港著称（8）。但是广州的繁荣，并没有引起周边地区的开发。对此曾华满先生和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等曾提出「广州发展的核心性」、「广州的特殊繁荣」的解释架构，尽管此说近日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仍然缺乏支持质疑的证据（9）。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却是缓慢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其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史书，都相继有类此的记载（10）。这些史书的记载是泛指江南，或楚越之地。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尚且采用火耕水耨，就遑论相对落后的珠江三角洲了。据徐陵〈广州刺史欧阳危德政碑〉的记载，岭南地区，于六世纪下半叶，还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11）。这一耕作方法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唐大诏令集》也有相同的记载：「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12）。事实上，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和初步精耕细作，是三种依次递进的耕作方法，从秦汉至隋唐的1100多年中，一直并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的初步开发，始自宋代。这是以大量流民的移入为契机的，也同江南的开发，农业生产上所出现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分不开。江南地区存在的低洼的沼泽地，历来是一难以处理的问题，宋代通过修筑堤围来排涝，将它改造成围田、圩田高产水稻区。此外还开辟出淤田、沙田、山田、葑田、涂田等农田类型。农具也得到改进。可锻铸铁（俗称熟铁）之应用于农具，促使耕犁的多用途化和手耕铁农具的出现；具有早熟和抗旱性能的占城稻（即后来的籼稻）加以推广；矮株桑和植桑园林化得到发展，农艺学取提了进步。这一切使我国的传统农业臻于成熟（13）。宋代成为农业经济划时代发展的朝代。

草莱未开的岭南，较之于经过数百年开发的长江流域，自当更有经济发展的潜力；江南开发的经验，又使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沼泽低洼之地难以处理为其特点的、与江南条件近似的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成为可能。因此，从宋代以降，北方士民从江南迁徙岭南者，日益增多。他们先越过南岭，寄寓南雄地区，然后继续南移至珠江三角洲。这从现存的岭南各族姓的宗谱中可找到例证(14)。

南来的移民是取自然水道作为迁移路线的。唐开元四年（716年）大庾道开凿后，开通了由运河经长江入鄱阳湖，溯赣江、章水而上，越大庾岭，接北江，形成贯通南北的水道。越过南岭而来，「下浈水者十之七八焉」(15)。南雄、韶关一带是这一移民路线的第一站。

关于北方士民迁入珠江三角洲的经过，近人黄慈博编著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极为丰富的史料。此书是作者从诗文集、族谱中摘出有关记载珠玑巷移民珠江三角洲的资料，加以考核、编排而成。手刻印本，不分卷，共49页，于1957年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印行。该书所辑之资料，采自珠江三角洲各宗族的族谱，计达四十余种。这些族谱几乎都在明清年间修撰。关于他们先祖南迁珠江三角洲的原因、经过，尽管彼此间有种种歧异，但都说是来自南雄的珠玑巷。记载一次集体南迁较为完整的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抄本）。据此谱说，宋季间，有宫妃苏氏被废黜，流落京都街头。苏氏为南雄牛田坊商人黄贮万所收留，并携回家。后皇上行敕复取苏妃，久查访未着而作罢。一日，黄贮万家仆因与主人有隙，上京泄露苏妃事，南雄牛田一带悸祸纷纷南逃。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三十三姓九十七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

此谱附有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似彰彰可考，无容置疑。但如果对这一记载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讹舛秕漏之处甚多。内中收录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栽于其中。由于族谱记载的歧异，以及对某些记载难以理解，对南迁之史事，不少人已提出种种质疑。连究心于乡梓、宗族事务的霍韬，在《霍渭涯家训》中，也说其祖先霍氏迁来南雄之年代有种种说法，未知孰是，并指出南雄朱杞巷再徙南海之原因，有不同说法，且已无文献可足稽考（16）。

据文献记载，北宋未年的确发生过较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