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反思基础上的再出发 _发展战略论文

是线性深化还是再出发？

       历时两年的改革反思和争论，尽管还不乏分歧与争论，但作为一个阶段，争论的结果似乎已经浮出了水面。

        与此相关的消息有两个。其一，人们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字眼出现了83次，其中提及“体制”的29处，无一不与“改革”相连。其二，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于是，有媒体认为，被广泛认为是自1978年以来对改革方向分歧最大的一场争论，有可能在本届全国“两会”后暂告一段落。

        但也有更敏感的海外媒体发现，这个背景下对改革的重申，与其说是改革的线性深化，不如说是下一轮改革开放新路径的确立。香港《经济导报》一篇文章就指出，最近中央政府关于改革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四条”，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第二，改革方案要科学并注意各方利益；第三，改革成果须惠及人民；第四，改革开放不能忘记经济安全，掌握开放自主权。联系到2003年初提出的“以人为本”，年中提出的“执政为民”，年底正式推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首倡的“和谐社会”和2005年提倡的“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该文指出，这表明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改革得失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新的改革开放观，这种新的改革开放观可以称之为“共享式改革”，或能够照顾各方利益的“均衡改革”。该文预期，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全民反思，这四条会成为全社会的新共识。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仔细分析一下新的改革理念和路径出台的前后，就可以发现，在决策层和民众之间，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似乎在开始形成。

        首先，这种新的改革理念，与两年左右的改革讨论和反思是分不开的。国内就有媒体指出，“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已经与政策层面产生了良性的互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施政纲领中的两个关键词，经过三年实践，它们的内涵逐步清晰，并在提交给‘两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具体而集中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正式转型”。“两会”期间，在总理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有媒体开展“我有问题问总理”提问征集活动，就有近20万名网友跟帖向总理提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

        在另一方面，还有海外舆论注意到，在“两会”期间，“一向语无遮拦的网民一反过去对改革失当、失误的批评和责难，对政府工作报告更关注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给予积极的、建设性的评价。分享式改革既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激发民众参与改革热情、凝聚改革社会力量的一面旗帜！”

        事实证明，不走改革的路，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经济学家钟伟在《不思改革的中国顶多还有十年好日子》一文中就尖锐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迹象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大军的无度盘剥，廉价资金的猛烈注入，以及近年来廉价土地的大规模开发，这三点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膨胀。如果不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果敢的进一步改革，这样的好日子还能维持多久？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坎”，到那个时候，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金已是昔日的记忆，中国人活得相当疲惫，中青年阶层将发觉，他们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而他们自己必须非常精打细算，才能还得上住房、汽车和其余一大堆账单。至于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土地供应，是不是也会在2015年左右出现逆转我们仍无从知晓。也许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不思改革的中国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

         因此，人们可以期待，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展开。但这新一轮改革与其说是原来改革路径的简单深化，不如说是一次改革的再出发。

理性反思是改革再出发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改革反思与讨论，是改革再出发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之一。

        在改革反思的过程中，一直有人担心，对改革的反思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会不会使改革开放发生倒退？事实证明，尽管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有人力图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将民众对某些改革措施的不满引向对改革总体方向的质疑，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情况下发生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说完全没有的话，也是很小很小。尽管有些人在对具体改革措施的讨论中不乏激烈之词，但要真的向旧体制倒退，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和初衷。正如有人自己概括的，他们反对的不是市场化，而是假市场化和伪市场化。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已经是不可逆的。迟福林曾经将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归纳为三类，一是改革不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严重不到位；二是改革在具体实践中的“走形变样”；三是一些具体改革的实践有一定的泛市场化倾向。可见，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所进行的讨论与反思，确实不是用“左”和“右”、前进和倒退所能概括的。

        正确理解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需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这是一次基于利益关系、利益矛盾而发生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有人曾经将改革以来有关改革的分歧概括为三次大的论争。在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中，也经常有人将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改革的论争相提并论。其实，这种简单的比附是不恰当的。因为改革之初的论争和9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的是社会基本走向，涉及的是改革要不要进行。可以说，当时的争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但这次的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因此，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与争论，实际上也给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分歧与争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地将讨论和争论建立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基础上。

        不错，在这次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的观点和言论。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因为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的争论，会将对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种危险的方向。首先，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会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其次，意识形态化的论争，会导致社会中主要断裂带的形成，从而使得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和动力更为困难。但尽管如此，客观地说，在传统的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讨论文章，绝大多数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明确在大方向上反对改革的，如果说不是没有的话，也是极为鲜见的。这也说明，参与讨论和争论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肯定改革方向的大前提下参与对改革的讨论和反思的。而带有较强情绪色彩的，则主要是在网络上。

        对于那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的观点与言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它。如前所述，这次对改革的争论是发生在利益分歧的基础上的。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基于利益之上的要求大体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其分歧本身是可以讨论的，可以妥协的，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或共识的。即使是那些没有从容并系统表达自己要求条件的表面情绪化的意见，其背后也基本是理性的利益要求。值得思考的问题倒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的利益要求为什么会以情绪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认为主要是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社会中还缺乏理性化表达利益的语言和话语，因此，理性的利益一表达出来，就往往成了意识形态或情绪化的语言。这说明，当我们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所使用的语言没有跟上，我们还习惯使用以前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表述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的社会中还缺少利益要求凝聚的机制，直接的、只言片语式的表达，难免带上情绪化的色彩。可以说，社会中的利益大多是以一种散射的自然状态存在的。所以，在西方有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起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散射的利益要求加以凝聚，使之能够进行理性化表达，并达到在决策中可以进行处理的层次。比如，失业人员在国企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问题，如果其要求经过如此凝聚的过程，就可能会变成要求补偿的具体方案，或是有关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诉求。但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凝聚过程，在网上就可能变成一句简单的或是骂腐败或是怀念改革前的语言，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骂人的话。这是导致利益表达情绪化的一个基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