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_中国经济论文

　从 1978 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在各种阵痛中行进了整整 20 年，目前正经历着“边际效益递减”的痛苦历程。而推根溯源，改革“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问题，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所能奏效。这一切意味着继续改革需要解决几个认识上的问题﹕第一，为什幺需要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而这种检验与审视为什幺又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第二，一个国家的改革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是否明智﹖第三，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居于何种地位，是否需要对改革作出价值判断﹖

　　对改革必须进行批判性审视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社会利益的重新配置，势必要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为什幺我国在 80 年代会出现那种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改革与反改革阵营的情况﹖原因在于人们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非常担心左的回潮，担心走回头路，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局面﹕谁对改革持有批评意见，谁就会被看作是反改革派。这种划分过于简单，改革中出现问题，应该允许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指出来，采取“驼鸟政策”回避问题无且于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对改革的批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改革目标的批判，二是对改革过程的批判，三是对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对改革手段的批判。考察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政策上都赞成更大的平等，它们在计划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宣布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平等，它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层面上落实这一理想。但实际情况却表明﹕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比如当代中国正是在改革过程中，严重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才导致在短短十多年内，迅速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这一点说明，我们必须要对前 20 年的改革手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否则就无法解决层层累积的社会问题。

　　要言之，对改革过程偏差的批判的着力点应该回到改革过程发生的原点来。这个原点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权力大规模地介入国家资源配置。这里仅举两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有两项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不可不处理，一是国家资源的管理配置，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现在的“仿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那就是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严重缺陷，又使得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有此两点，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却有少数权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的权力完成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与改革目标相违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另一部分人却享受改革成果。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会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对改革方略的检讨其实也必须进行。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目标于不顾。一个社会如果有 50% 的人追逐金钱，还有另一部分人却致力于其它方面的社会建设，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病态的。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将追逐金钱悬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就只能说是病态的。因为一个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董事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导引。

　　追根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社会动力﹙金钱至上﹚及社会交易规则﹙权钱交易﹚的形成，完全是制度的产物。本人曾多次谈到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个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制定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如我国近两年平均每 18 天就出台一项法规，但整个社会却陷入有法不依﹑执法者违法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反腐败的重点收缩到反司法腐败与军队腐败这两个重点区域。究其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在全能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价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场力量所决定，那幺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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