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三）_中国经济论文

简短的结论
根据价格、就业、平均利润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综合判断，中国8％的增长率相当于西方国家2％到3％的增长率，此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徘徊在萧条的边缘。中国政府虽然尽力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接近工业损益平衡点的临界状态，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敞，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真正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停滞并呈现“弱质化”特徵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要深刻认识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有必要透过增长率的“符号”意义，发现决定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社会地位之趋势性规律。
【注释】
[1]程晓农，1996，“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美国：《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2000年该文经修改补充后全文刊登于《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9月号，其节选以“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为题刊载于《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6期。
[2]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6页。
[3]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数据（第297页），1997、1998、1999年的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100、93.4、98.2。据国家信息中心范剑平等人的分析：“2001年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和燃料动力价格持续下降。……进入2002年，上述物价降幅虽然有所减小，但仍然保持了较大的下降幅度。”见范剑平、徐连仲、祁京梅、张峰、周景彤的文章，“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与物价走势背离？”，载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联合论坛”，2002年9月10日。
[4]中国城市里大规模的职工下岗、被迫提前退休或实行强制的“企业内部退休”始于90年代中期，过去几年来先后有数千万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的职工失去职位和收入，此后虽然有部份失业者找到了职业，但城市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之后始终降不下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几年推动“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就表明城市失业问题的严重性。
[5]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数据（第286页），1998、1999、2000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97.4、97.0、98.5。2001、2002年的零售价格指数仍然维持下降趋势，见范剑平、徐连仲、祁京梅、张峰、周景彤的文章，“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与物价走势背离?”，载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联合论坛”，200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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