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_中国经济论文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政府充当世界警察，到处伸手，到处管事。殊不知，这背后也有收入增长后美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缘故。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远远高于欠发达国际。这不只是有没有能力参与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参与的问题。对外依存度提高客观上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年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是形势使然的缘故。参与国际事务，也是巨大的挑战。
    是的，人均收入在1千至3千美元的时候，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就很是动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运动此起彼伏。我们不能说是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了的缘故吧？事实是，那时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改善了。个人的看法，这些动荡恰恰是收入增长的产物。是收入增长带来的新的需求引发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人民对于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政治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带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
    很多的后发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停滞下来的。一些拉美国家也曾有过骄人的增长业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曾得到过极大的改善，但就是在这个阶段，社会动荡起来，经济发展停滞了下来。原因纵然很多，但没有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阶段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此点不可忽视。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在这个阶段有着一些特别的困难。一般来说，后发国家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少，中等收入的居多，那么这个社会就具有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哑铃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多，中等收入的居少，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具有稳定性。当年艾柯卡就讲，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来自于像克莱斯勒工人那样每小时挣十四、五美元的广大中产阶级。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创造出广大的中产阶级呢？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问题尤其突出。中国面临八、九亿农民的约束。现实的情况是，20％的人口占有着80％的储蓄存款。我们能够做到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吗？不能够做到的话，它对我们的其它制度安排会产生怎样的要求呢？比如会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提出怎样的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呢？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来吗？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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