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_中国经济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国经济学家伴随中国改革成长的历程，历数诸多为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过艰苦的理论和思想探索的经济学家；并通过具体实例说明经济学家通过对于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在改革的重大关头和事件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提出亟需加快我国经济科学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经济学家经济学中国改革

    感谢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与学友们共同探讨我们这门学科面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感谢年会邀请我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台上做主题发言，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意义更非同一般。

    我浏览了大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题目，它们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精彩的议论纷呈，实在是可喜可贺。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了25年前的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

    如今，时过境迁，我深深地为中国这二十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到会的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1．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它是在改革中获得重生的。

    不过，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顾准（1915-1974）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1]（顾准，1956)。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在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2]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3]”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蒋一苇(1920¾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4]的主张，就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5]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范围，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1904¾）、杜润生（1913¾）、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6]

    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指引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1896-1972)[7]。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建立市场制度，从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了努力。例如，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1925—）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作了系统论证。他还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算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在8人8人，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民营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