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灵魂_中国经济论文

摘要：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主流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西方经济学抄过来的既不符合事实，也抹杀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崭新范畴完全是中国人的自主创新。新自由主义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肃清它的负面影响，正是为了沿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正确方向深化改革。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刘国光先生再次倡导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会得到理论界的广泛支持。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

哪一种学说可称之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派（称之为“现代经济科学” ）；一种是以何伟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还没有主流经济学或经济学主流派；再就是以刘国光先生为代表，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现在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名词之争，也不是纯粹的学术派别“文人相轻”之争（吴敬琏语），而是以什么理论作为中国改革的主导意识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我本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完全赞同刘国光先生的主张，认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现在就一些争议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和标准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主流派”一词来自西方，系指为当时政府采纳、学术上一时占强势的经济学派。在那里过去古典经济学长期为主流派，“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二三十年凯恩斯学派为主流派，在近三十年内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又成了主流派（事实上，后者在其国内并未真正实行，却在国外大肆兜售）。中国确实没有主流派的正式提法，但近几年也有人仿照西方，把这个头衔搬到中国来，以至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派。吴敬琏先生赞颂西方“现代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在改革中的“指导”作用，极力批驳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等说法，而“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是无可厚非的，毫不掩饰地认定只有用西方经济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北京大学一位学者说得更明确：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何伟先生一方面说“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经济学主流派，同时又说中国“借鉴国外的多，自己独创的少，一个独具特色的、有鲜明观点的、得到社会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形成” ，实际上也是赞成西方经济学主导中国改革的（如产权改革），并对批判新自由主义采取否定态度（故意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混入人们共识的“西方经济学”范畴）。
到底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有没有主流派呢？如果硬要说有或无的话，应当肯定地回答：有，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名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中国宪法早就明确规定：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也必须是我国思想界的“主流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派”。明确坚持这个基本观点，既有充分的实践根据，也有丰硕的理论建树。
那么，有没有一个评判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呢？有的，那就是社会历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主流”经济学不是自封的，不是随意贴上的标签，而是由历史实践选定的。换言之，哪种理论能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问题，它就是中国理论的“主流派”。在我国评判一个学说的地位，不在于人们怎样夸耀，不在于它如何玄奥新奇，而在于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是有用。毛泽东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邓小平突出强调“要管用”。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已有94年的历史，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建国算起，在55年的中国建设中也还是中国化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初步全面富强的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GDP总量增长达10倍之多，人均超1千美元。这些靠的是西方经济学吗？不是，正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在理论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视为人类经济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它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最困难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面对中国实际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所有制结构特征，在现代建设中如何解决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口问题），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加快发展中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和谐而避免“恶性循环”，如何以“先富”带“共富”，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既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又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难题，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更是庸医害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博大精深，现在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地深化研究。怎么能说中国经济学没有建树、没有主流经济学？否定了中国主流经济学也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至于说有没有代表人物？当然有，首推的最杰出代表就是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未印度学者就说过：“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应该停止为任何经济学家授奖，……而所做的令人信服的事，就是把下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学者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了邓小平理论。现在理论界，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刘国光先生，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还有一大批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主创新
吴敬琏、何伟先生都以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作为佐证，说明西方经济学主导中国的改革，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科学范畴恰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重大理论创新。
追溯历史，“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是列宁首次使用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他领导苏俄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在苏共决议中就有“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的提法。20世纪30年代，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兰格与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争战时论述过“市场社会主义”。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在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过两种市场和利用市场调节。70年代未，邓小平明确主张“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时，完全是基于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并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的“泊来品”。就理论界而言，早在1979年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的是于祖尧先生，他所根据的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实际。笔者也在80年代初明确主张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也决非搬用西方经济学。至于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力排众议多次讲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时，不能说没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主要的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于发展生产力，可以说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最有力的证明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西方经济学家纷纷起来反对和嘲讽，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好像水和油一样不能溶合。这表明，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识产权不属于外国人，而属于中国人。至于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提市场经济要比邓小平提出的时间晚了十几年，他受西方“现代经济学”脱胎换骨改造后而“醒悟”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并不能代表中国主流经济学，更不能依他的观点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标志。
在市场经济的性质问题上，吴敬琏先生的逻辑是，以资源配置方式的相同性掩盖财富占有配置方式的区别性，混淆两种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异，强调“就市场经济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 ，抹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质的规定性。这是十分片面的。应当看到，尽管我们借鉴了西方实践中的某些成功经验，但我们搞的不是旧式的那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新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资源配置方式和财富占有配置方式的辩证统一。有意混淆两种市场经济性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恰好是新自由主义新的图谋和新的手法。我们知道，为了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邓小平在1993年9月着重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并且认为没有四个坚持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就是说，“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