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愚公会成为中国人的榜样？ ——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的认识问题初探* （一）_中国经济论文

摘要 1人力 11体力 12智力 13智与力 2人和 21君与民 22主与客 23父与子 24人与神 25邻与我 3人力与人和：德、智、体的轻重 4传统文化与科学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摘要
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本文就传统农学理论中有关“力与勤”、“智与善”、“脑与体”、“和为贵”、良农的“选与用”、“家庭”，“邻里”等与对人的认识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关于“人”的认识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传统农学理论在关于人的认识方面，虽然认识到了“智力”或“知识”的作用，但尊重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重体轻脑，重德轻艺的片面认识，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体力和道德的作用。全文穿插着对于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解析。
关键词: 德、智、体、人、愚公、传统农学理论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篇》中的一则寓言，说的是愚公因太形、王屋二山阻碍出入，想把山移平，却遭到其妻和河曲智叟的质疑和嘲笑，但他不为所动，每天挖山不止。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就以《愚公移山》为题，并引述了这则寓言， [i]后来这个闭幕词连同毛泽东的另外两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尊奉为“老三篇”，广为流传，以致家喻户晓，愚公成为全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时至今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口号乃至于流行歌曲仍不绝于耳。愚公何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农学理论有关“人”的认识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古代所谓“科学家” [1]和近代科学家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古代科学家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极为关注社会，并将自己对人与社会的认识写进著作之中。史家司马迁有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究天人之际方面，古代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并没有区别。这一点在古代农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这大概与农业自身的特点有关。农业不仅是自然的再生产，也是社会的再生产。同时也与李约瑟博士所称的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有关。 [2]
科学史家更多的是关注历史上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但却忽视了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的认识。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又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农业技术，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探。
1 人力
传统农学理论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之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那么，人又是凭什么来参与农业生产的呢？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首先要用到的便是力。力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耒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所以引申为气力的力。把力（或农具）作用于土地或作物上，称为“力地” [3]、“力田” [4]、“力穑” [5]、“力农” [6]。力是人存在的反映，也是人存在的依据。战国初年墨翟指出，人“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墨子·非乐》）。《国语·晋语》也说：“庶人食力。”力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之一。《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管子·八观》曰：“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汉晁错言：“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汉书·食货志》）
1.1体力
古人所谓的“力”，尽管其中有有智力的参与，但更直接的表现为体力（physical strength）的付出，即身体肌肉收缩或扩张产生的效能。所以《管子·八观》又说：“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身与心相对，劳身指的是体力的付出，劳心指的是脑力劳动。《说文》对力是这样解释的，“力，筋也。像人筋之形。”而筋又解释为“肉之力也”。可见最初的力，指的是体力。
体力有大小强弱之分，行动也有快慢迟缓之别。《管子·山权数》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权，即表示长短、多少和大小。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是一种体力劳动，身强力壮是对劳动力的基本要求。墨翟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韩非子》说：“力田疾作”（《姦劫》）、“强力生财”，指出“民以力得富”（《六反》）、“能越力于地者富”（《心度》）。
力作用于农业生产表现为耕耘、播种等具体的农事活动。《左传》昭公元年载晋赵武言：“譬如农夫，是穮是蔉，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这是说，虽然有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但只要农民坚持精耕细作，就一定能获得丰收的年成。在这里，已把争取丰收的基点放在人自身的努力上。
农民投入农业中的力，在时间上有长短，工夫上有大小。时间长，工夫大称为“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勤要求人们：“日夜思之”、“朝夕行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子产语。），办法是“强从事”，即延长劳动日（“蚤出暮入”、“夙兴夜寐”）和增加劳动强度（“竭股肱之力”），做到“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吕氏春秋·上农》）宋人真德秀将“良农”的标准归纳为一个“勤”字，“勤而不惰，是为良农”。 [ii]
中国人以勤劳著称于世。曾在中国乡村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就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农夫的‘勤垦勤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 [iii]中国农民的勤劳主要表现在，劳作时间长，起早贪黑，早出晚归，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儿童为例，明恩溥提到中国农村孩子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干农活，有用的话，就连非常小的孩子也不能闲着。 [iv]也许是出于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清代农学家张宗法首先对农女缠足恶俗说不。 [v]
与勤劳有关的就是耐性。没有耐性的人干起活来总是虎头蛇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行的，因为作物必须经过春生、夏长的规律，这对于没有耐性的人是不成的。战国时的长梧封人现身说法：“昔予为禾稼，而卤莽种之，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减裂之，其实亦减裂而报予。予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庄子·则阳》）这种经验，使中国人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愚公及其子孙们就极具耐性，当他们开始移山时，“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7]。愚公是一年到头才回过一次家，相比之下，大禹的耐性更好，他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铁杵磨成绣花针更是家喻户晓的典型。耐性之好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性，（[3]，第248-249页）这也是中国勤劳的一个表现。
1.2 智力
勤的目的就在于多劳多得，“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但现实情况中，人们发现同样的勤劳程度，所获得却并一定相等。因为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时间和工夫不仅有长短、大小之分，更有好坏之别。“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王制》）善的标准在于事半功倍，农业上称为“用力少而得谷多”，经济学称为劳动生产率。
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如何以少的劳动力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也是中国农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氾胜之书》中就一再提到：在适耕期“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此一耕而当五也。”“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齐民要术·种谷》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大锄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看来古人在认定多劳多得的同时，并不排除对少劳多得，事半功倍的追求。
何以尽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改进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陈旉曰：“器苟不利，未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备，亦不能济其用也。”“凡可以适用者，要当先时预备，则临时济用矣。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中国历史上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汉代发明的耧车，将开沟、播种和覆土三合一，使一人一牛一日可种一顷，而没有采用耧车的辽东地区，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vi]汉代赵过推广代田法，也取得了“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用力少而得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