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_中国经济论文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着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晋商呢?原来明清晋商确有不凡之处。

晋商的成就

    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入清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恰克图对俄贸易中，主要是山西商人在经营。山西商人还走出国界“远贾安息”(今伊朗)，并深入到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干隆时最大的贩运日本洋铜商，是山西介休范氏。

    3．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清后期，晋商创立了东方独有的山西票号业。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到光绪九年(1883)，山西票号已有30家，并按其总号所在地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其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汇兑大量公款，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户部外存放银，30％存放在山西票号，也就是说山西票号掌握清政府部门1／3的款项，以致山西票号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4．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当时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开始了国际汇兑业务。光绪三十二年(1907)，又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支行。之后，又在日本东京、横滨、大阪及朝鲜仁川设分庄。当时的《大公报》登载《合盛元创设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各处支庄告白》称：“启者，近来环球大通、商务争盛，而国家特设专部鼓励讲术，惟我商人亦须及时起发，以图扩充。乃观各国银行所司无异，然独不能出洋半步，良可慨也。有鉴于此，因特选派要人，提出重款，先至东洋各处创设支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仍保存着明治十一年(1908)由合盛元票号汇兑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的档案资料。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渡重洋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天时、地利与人和

    那末，晋商是如何兴盛的呢?这就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故。

    所谓天时，即历史机遇。晋商在明清时代，曾经4次抓住大的历史机遇，得以施展其才能，取得长足发展。第一次是在明初，明王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南下骚扰，特设九大边镇，并沿长城线驻扎军队。据统计，经常驻军有八九十万。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幺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对此，明王朝推行开中制作为解决军饷的重要手段。所谓开中制，就是由商人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军需物资，官府给予商人盐业专卖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山西位于长城内侧，九边之首大同及偏关镇均在山西境内，宣府镇也邻山西，于是山西商人以“极临边境”的优势，一俟明初开中制实施，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商于一身，兴起于商界。晋商抓住的第二次历史机遇，是在明中叶。明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中纳粮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弘治五年(1492)明王朝把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同时提高了盐引值。面对这一新情况，晋商不失时机改变经营方针，实行四个战略转移：即盐业经营从边镇转向各大盐区，经营项目由盐粮布转为多业经营，活动范围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经营方式上在独资、资金等基础上出现了行帮、伙计制等组合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于是从明中叶以来，晋商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地方商人集团。晋商抓住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是在清前期。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开发边疆地区经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晋商大力经营，积极开拓。他们首先看中清王朝推行的满蒙友好政策，积极开展旅蒙贸易。接着，垄断恰克图对俄贸易。第四次历史机遇，是在清道光以后。17世纪后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已较活跃，赋役征收和薪饷发放已经用银，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鉴于货币流通、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山西商人又先人一步看出商业对金融的需要，就在账局的基础上首创山西票号业，使晋商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