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_经济学理论论文

昔日安史之乱，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在士兵保护下仓皇西逃。到了马嵬坡一地，士兵举行集体抗议，要求除掉杨国忠、杨玉环兄妹以谢天下。照理说，除不除掉杨氏兄妹对战局并无影响。要击败叛军，收复失地，还必须靠士兵们一刀一枪，浴血奋战。士兵们绝不是舍不得打仗，但是，滔天大祸既然是你杨氏兄妹造成的，你们至今还高坐台上，却要我们当兵的去流血牺牲，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六军不发无奈何”，到头来，风流天子唐玄宗也不得不同意除掉杨氏兄妹，这样，士兵们方肯一战。那以後，玄宗的威信尽失，皇位也坐不稳了，不久後就传位给了儿子。
这是古代中国的例子。再讲一个现代西方的例子。二战结束之初，战败的德国经济相当衰败。驻西德的盟军当局一度实行管制政策(包括管制物价)。西德的艾哈德政府则深信，唯有大刀阔斧地采用自由主义政策才可能促进经济的复苏与繁荣。这首先就需要开放物价，但是开放物价又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波动，它会使得许多民众的利益受到暂时的损失。盟军当局对应否采用此一措施疑虑重重。基於对形势的深刻洞察，艾哈德政府毅然决定在一天之内开放物价，结果并未引起什么波动，西德民众默默地承受了这一改革所带来的暂时困难。这是因为，西德民众不仅充分理解开放物价的意义，明白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眼下的困难完全是当年希特勒政府作孽留下的遗产，艾哈德政府对此没有责任。纳粹政府既然已经灰飞烟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对於它留下的种种恶果，大家除了咬紧牙关努力克服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旧政府的垮台，了结了一大笔历史烂账。新政府没有义务去支付这笔算不清、赔不尽的糊涂账。所以人民不会去反对新政府，向新政府施加压力。好比一家银行破了产，老板自杀，新老板重打锣鼓另开张，原来的老客户们虽说倒了大霉，吃了大亏，他们总不会把气撒在新老板头上。
3.关於“道德资本”
今日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旧体制分明是共产党一手搞起来的，因此，改革旧体制所需的代价就首先应该由共产党来付。这是世间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可是，中共自己非但不付任何代价，把所有恶果全部转嫁到对此恶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而且还趁改革之机大发横财；民众不服气，反要招致当局的镇压。这好比杨氏兄妹稳坐钓鱼台，还在那里命令士兵们流血卖命，还要把带头抗议的士兵抓来砍头。这就好比银行不倒闭，老板更不自杀，但他却宣布不再偿付客户，而且背地里还把客户的存款私分，同时还把前来质问的客户扣上“暴乱”的罪名押入大牢。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吗?
不错，为了有力的推行经济改革，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也认为改革需要强势政府，但是，科尔奈坚决反对压迫性的极权政府。他说，不论压迫性的极权政府能够实现怎样的经济成果，他都坚决反对为稳定化而付出这样的代价。科尔奈根据Haggard和R.R.Kaufman的研究成果指出，那种认为压迫性的极权制度更能有效地实行改革以及保持稳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否定了中国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你同意借助於一个专制的政府搞改革，那么，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新政权而不能依靠旧政权。旧政权必须让位，旧政权必须为它过去造成的恶劣後果负责任付代价。唯有新政权才有足够的道德资本去改革去实行新政策。正象“斯米克现象”所揭示的那样，厂子若变成合资变成私有，工人们被解雇没什么话好说，但若还是国营，当官的从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却要让千千万万的工人失业下岗，凭什么?
4.“有血有肉的私人”在哪里?
不久前，王小强发表文章，对科尔奈的私有化方案提出了深刻的质疑。科尔奈声称，改革国有企业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国有企业交到“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手中。话是不错，可是，这些“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究竟在哪里呢?不知深浅的人也许会纳闷:普天下难道不都是“有血有肉的私人”吗?怎么会发愁找不到呢?其实，王小强的问题不是找不到真正的私人，而是找不到有资格的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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