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第一：农民的经济伦理——再论桑粮并重_经济学理论论文

明清江南农民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围绕着“人耕十亩”的农家的经营规模，从最初对史籍的广泛引证。到人均耕地数量的客观分析，再到农民耕作能力以及农家劳力分工合作的探讨[1]，研究的程度不断深入。由“桑争稻田”、“棉争稻田”导致的农民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人们对明清商品经济的高度关注。但是，将农家经济的规模和结构结合起来分析，从其相互问的制约关系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认为，最经济的规模下导致的结构才是最合理的，最合理的结构下形成的规模才是最经济的，而农民经济只有在合理的结构、经济的规模下才能发挥最有效的功能。以下仅从农户经营的目的、农户经营的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户耕十亩”依据之一：农户家庭口粮消耗的数量分析

农民经济的目的是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并尽量减少不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风险因素。因此农民从事耕种土地这一经济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从土地上获取全家成员的口粮，并尽可能地为这一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我们先来从经济活动的目的来看农民经济对耕种土地的规模的要求。农民家庭成员一年所消耗的口粮便是农户经营的首要目标。那么一户农家全年口粮的指标数值应该怎样确定呢?我们认为，从满足家庭中不同成员生理需要的粮食供给总量这一营养标准的角度去认定这一指标最为合理。因此，在一定亩产量水平下的总产量，扣除田租之后的剩余，能够满足上述指标数值的那块土地就是农户耕种土地的规模。关于明清江南稻田的亩产量水平和地租水平，学术界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的结论，即在太湖地区，水稻产量一般每亩二石，租额通常每亩一石。那么在亩产量和租额均确定的前提下，耕种规模则单纯由农户全家按照营养标准要求摄入的粮食总量来决定。

    关于从事农田耕作的劳动者的口粮标准，《沈氏农书》中多次谈到：“长年每一名工……，吃米五石五斗。”“供给之法，亦宜优厚。……一年中牵算，每人日一升五合，妇人半之。”[2]这两条的标准是一致的，即长工的口粮每天一升五合，全年五石五斗；妇女减半。“凡人计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而已。”[3]即一般人的口粮，每日米一升，一年三石六斗；能者倍之。后一条与前两条中规定的口粮标准不一致，并不是因为劳动者劳动强度不同造成的，而是由于两者所述对象身份不同造成的。即雇人耕种与自行耕种所支付的单位劳动力的口粮是不一样的，前者高于后者。这可以从另一处相关的内容得到印证，“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4]。我们知道，雇人耕种除了“吃米五石五斗”外，还要支付工银五两，银五两按平常价格可折算为米五石，结果所剩为零，也就是这十亩瘠田的总产量为十石五斗。但自行耕种的话，这一产量却可供给一家人的口粮。这里的“一家”，包括老母、寡妻、长子、稚子及兄之子共五人，其中寡妻、长子及兄之子均为正常劳力，老母和稚子为完全接受抚养的无劳动能力者。若按照一个劳力日一升，年三石五斗，妇女减半，老幼亦半这一口粮标准推算，一家全年口粮需十二石四斗，这十亩瘠田上的总产量与之相比还缺了二石四斗。可见自行耕种，则单位劳动力的口粮标准每天决不会超过一升。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下劳动力口粮供给标准有所差别的原因，我们仅从营养标准的角度去考察合理的粮食摄人量应该为多少。

营养标准是根据不同人的营养生理需要量而制定的营养供给量，这一营养生理需要量是能保持人体健康状态，达到应有发育水平，并能充分发挥效率地完成各项生活和劳动等活动的人体所需要的热能和营养素的必要量。我们不妨用现代人的营养标准来衡量《沈氏农书》中提出的口粮标准，见表4—1。

    从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不计瓜菜和植物油两项，沈氏对于雇工的食物供给，其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大人体营养要素的比例是合理的，其指标数值也均大大超过现代标准。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竟高出现代标准82％，这主要是由于粮食的摄入量超出现代标准88％造成的。虽然我们没能找到蔬菜和油水这两类食物具体的摄入量，但是，有一则资料还是能够大体反映这一地区的一般水平，“园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亩，十口之家，四时之蔬，不出户而皆给”[7]。十口之家，一年要消耗掉一亩地的瓜菜，这个数量是相当充足的，决不会少于现代标准。况且瓜菜的品种也十分丰富，蔬菜有丝瓜、饭瓜、南瓜、北瓜、冬瓜、菜瓜、黄瓜、苦瓜、裙带豆、刀豆、扁豆、芥菜、荠菜、韭菜、甜菜、菠菜、生菜、大头菜，地蒲、屋蒲、茨菇、萝卜、香芋、茄、芹苗、莴苣等，水果有桃、李、杏、柿、梅、枣、橙、西瓜等，真可谓应有尽有。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沈氏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