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_财政论文

　　在当前国情下，我们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哪里，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仍然是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当是减税，即减轻企业税负。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第一种观点笔者不赞成。一是因为财政投资原本缺乏产权约束，效率内在地相对低下；二是因为继续集中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按照经济规律，其投资边际收益将会愈来愈大地递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传导链条短，对各产业的拉动作用小，这意味着财政风险将愈益加大；三是笔者认为，如果今后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着力点，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引发财政危机。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说到底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继续扩大财政投资支出对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效率甚低。

　　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这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据测算，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现在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即平均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则一直在60％上下波动，而且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显著不足，使得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扩大内需。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则意味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因此这便会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费率偏低则意味着投资率偏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总需求过多依赖投资需求来实现。然而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没有必要比例的消费需求的支撑，则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其形成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供给能力过剩，民！司投资便会自发地萎缩，扩大内需的财政投资只能“孤军深入”。这样，消费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不振，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启动内需。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国政府持续实行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3年里，分别拉动GDP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对这三年里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功不可没。但由于一方面消费需求低下，投资乘数不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风险虽尚未超过警戒线，却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有人认为，加大政府投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则消费也会增加，消费增加则民间投资也会增加，这样政府投资便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到那时，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便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源于我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必然持续低下，政府投资难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国民收入，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增加额又仍然低厂，民间投资也就不可能拉动起来。2001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其中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同比增长17.9％。然而，民间投资仍然不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平均同比仅增长7.5％，便是明证。

　　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最常用指标。国内外理论界一般公认，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则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测量基尼系数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其中，第一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略小于第二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但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明显超过0.4，有些测算结果，基尼系数达0.45以上，显然超出了通常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可见，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充分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资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隐性收入太基尼系数过大，国内学者们更多看到的是它影响公平，是它将引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基尼系数过大的弊端，不仅在于影响公平，而且在于影响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响效率。进一步说，一种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应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观经济效率来判断。对应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基尼系数区间就是公平合理的区间，对应宏观经济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的基尼系数值就是警戒线值。就公平谈公平，不仅难以得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及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且还可能得出平均主义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谬结论。这里，宏观经济效率高显然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按照这一认识，基尼系数到达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认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求的平衡，具体说，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全社会总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大量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出现了较明显的分配不公，是因为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了当前消费需求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还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应当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可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越单调、低级，此时老基尼系数过大，则高收入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强烈需要却缺乏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其结果，便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过于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基尼系数合理区间的水平就可以逐渐提高一些，因为此时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断追逐新的、有时其价位比传统商品高出一个甚至数个数量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绝对收入也较为可观（加之有社会保障支撑），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大量各类商品具有较大需求，这样，全社会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国被公认为二战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直到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现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数也仅在0.35－0.38之间，只是到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数才越过了0.4，超出了通常公认的警戒线。就此而言，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存在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等这些将使我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将来支出预期，以及将来收支差额预期会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缩减即期消费的制度变量因素，则我国现实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仅800美元，就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4的水平，按照国际经验，这时本不应出现带全局性的总需求不足，我国却出现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商品供过于求，当然有各省市重复建设，却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数居民对许多日用或耐用消费品有需要却无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