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_财政论文

　　因此，在审视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未来走向时，应当重视国有资本的概念，而逐步淡化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概念。

　　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是两层次还是三层次

　　从沪深模式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国有资本管理体制采取了建立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国有资本参与企业的三层次模式，以解决直接进行产权管理、国有企业过多、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仔细分析，这种模式还有更深层次的优点：这三个层次当中，第一层次是一个政府机构，行使出资人代表职责。在这一层次里，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明晰出资人代表形象，将国家的所有权职能与其他职能（主要是社会管理职能）相分离，即所谓的“政资分离”；第二层次在《公司法》中被称作“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其实质是一个资本营运公司。这一机构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完成国家财务战略的具体任务。在这一层次里，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专注于资本经营；第三层次是国有资本参与企业，主要从事实体经营。在这一层次里，所谓的国有资本参与企业与其他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国有资本可以参与其中，也可以随时撤出。控股、参股或者出让股权，都不会改变企业的实体经营。

　　三个层次中，第二、三层次除了要实现国家财务的一些战略目标外，本质上与其他的投资公司、企业无异。行为最特殊、也最难塑造的是第一层次。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委托代理链条中，必须建立一种激励和约束的均衡机制，其核心在于第一层次上从政治责、权、利向经济责、权、利的顺利转化。政府受托管理国有资本是通过政治程序完成的，其有效性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政府在管理国有资产的过程中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行使的是政治权力，享有的是政治利益。这是政府责、权、利的基本特征。但是从第二层次开始，财务主体主要承担经济责任——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享有经济利益——完成受托责任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满足，行使经济权利——国有资本营运的决策权。因此，国资委和国有资本营运公司自身的责、权、利是均衡的。但是，在国资委内部必须实现政治责、权、利向经济责、权、利的转化，这种转化成功了，就能够建立均衡的国有资本营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就可以顺畅运作，国有资本出资人也就真正到了“位”。

　　五、“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结合问题

　　国资委除了管理职能，还具有监督的职能。怎样监督呢？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中提到三条：代表国家向部分大型企业派出监事会；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依法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前两者是产权监督，后者是行政监督。显然，这些都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内部的监督。

　　国资委作为受托者，接受国务院的授权，自身也要受到监督。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我们认为，这一监督主体必须来自国资委外部，而且应当是来自政府外部。由全国人大行使对国有资本管理的监督权是一种较好的模式。人大监督主要是指立法监督，包括制定《国有资本管理法》、审议和表决国资委编制的国有资本管理预算和决算、任免国资委主任等具体监督形式。通过人大监督，国有资本监督层次进一步丰富，体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监督、决策、执行三种职能的科学分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将其放到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考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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