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 _财政论文

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存在着一些阙失，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在已经发表的有关学术史综述中，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涉及很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在总体回溯的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研究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同时需要说明，由于视野和语言的限制，本文所涉及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日本。挂一漏万与不妥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学术史回顾：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②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不多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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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② 如木村增太郎《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著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一律译作“中国”。但为了避免混乱，著名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据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称，“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日本辞书《广辞苑》也有这种解释。不过，在笔者看来，从读音上看，“支那”(日语读音作“席那”)更接近于拉丁语系的读法，在西班牙语中“China”读作“齐那”。笔者曾学过几年的西班牙语，特予揭示。权作一说。

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考察这一时期财政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著虽不多见，但有关著作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著作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版)。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其中清代划作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人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的《田赋史》下(《田赋会要》第三编，正中书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较为深入。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晚清的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等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杨肇遇《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欧宗祐《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等，都有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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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盐务署主持编撰的《中国盐政沿革史》，分盐区进行叙述，1914年出版《长芦》分册，1915年出版《奉天》分册。笔者最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仅见到这两册。就这两册来看，所谓的“中国盐政沿革史”。主要仍是叙述清代。

专著之外，相关论文涉及到诸多方面。汤象龙《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谭彼岸《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人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9月)，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赋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对于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吴廷燮《论光绪朝之财政》(《文献论丛》，故宫博物院1936年刊印)，则分析了晚清财权下移之情势下，清廷的财政清理。在外债与赔款的研究方面，汤象龙《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