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对近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评述_财政论文

一、1998——1999年的政策回顾

从96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下滑轨道。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下降，持续达三年之久，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多。1997年10月可以视为我国经济正式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的时间性标志，当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0.4%），从此开始，该指数在负值以下持续运行达28个月之久（1997.10~2000.01）。

96年5月到97年10月的三次利率下调，可以视为对前期实施“软着陆”过程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定得过高的一种恢复性调整。98~99年的四次利率下调，既是适应物价下降的被动行为，更被政府作为主要经济手段用于应付通货紧缩。这段时期，根据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息为契机，货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当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除了降息之外，央行还实施了一系列调控和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贷款限额管理，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推行消费信贷等，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连续多次降息后，98年上半年的形势仍无好转迹象，居民的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储蓄加紧，货币投放量未如预期的理想，因此，从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防范金融风险。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000亿投入，加上银行和社会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国民经济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99年延续了赤字财政政策，在年初预算安排的基础上再增发600亿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预算赤字达到1803亿元。增发的国债仍然专项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拉动全社会投资需求。同时，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重要政策举措。99年9月，国家决定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增资的直接收益面达8200万人，仅此一项财政当年多支出540亿元。引入税收政策，推动出口，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降低出口退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2000年起暂停征收，出台房地产优惠政策，恢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在财政手段之外，采用扩大学校招生、增加法定假日等措施拉动消费。

二、今年上半年的举措

2000年，中国继续执行“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半年货币供应量依然保持适度增长，5月末现金流通量M0余额为136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8%，狭义货币M1余额为4649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产22.3%，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405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7%；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加快，五月末余额为961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产13.9%，前五个月累计新增贷款444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贷1814亿元。货币当局继续清理“软着陆”时期的紧缩政策，扩大公开市场业务，鼓励商业银行扩大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快推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大货币市场建设力度。

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仍占据主导作用，并且力度有所加大。从今年开始，非议最多、被称为中国最差税种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希望带动投资需求。加大对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投入力度，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促进外贸出口。全年发行国债4380亿元，财政预算赤字安排2299亿元，其中增发的1000亿长期建设国债继续投向前两年国债已经作了安排的项目。在国债发行上，时间比往年有了提前，频率明显加快，前半年已经发行了五期，总额为1640亿元。在建设项目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吸纳了三分之二的国债投资。此外，全年安排165亿元财政贴息支持重点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继续落实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行政事业单位增资和“三条保障线”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所需资金给予补助。

三、政策效果评价

许多人把持续的通货紧缩归因于96年成功实施“软着陆”后，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地做相应调整。其实，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告诉我们，有波峰，就必有谷底。通货紧缩是对过热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结构性过剩的一种无法避免的滞后性反应，政府对投资规模的过度压抑只是使得这个过程提早到来。因为，低效率投资形成的大量银行坏帐必须处理（J.P.摩根银行估计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坏帐比率为36%），过多存货必须消化，扭曲的经济结构必须调整。

通货紧缩首先是一个货币现象，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给、扩张信贷，是治愈通货紧缩的一般做法。我国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初期，援用货币主义者的主张，希望通过增发货币、降低利率的方式来启动经济，可是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不景气的趋势仍在延续。98年信贷仍处于萎缩现象，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率为17%，略高于97年的16.7%，但大大低于96年的21.2%。货币供应量受货币内生性的约束，增长有限，11月末M2的增长率为16.7%，低于97年的17.1%。

自然而然的，人们将这种状况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相对比，想到了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萎缩。有效需求=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在简单国民经济平衡公式中，储蓄=投资，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0%，理应有很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然而，从97年的情况来看，正是高储蓄率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一，国有银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渠道，但出现梗塞现象，使得储蓄难以顺畅地向投资转化。由于国有银行转换机制，收入与效益挂钩，新刑法对金融犯罪的界定，银行内部对道德风险的加强防范（如信贷人员对贷款的终生负责制），造成银行“惜贷”，大量的储蓄存款不能转化成贷款。第二，“投资缺口经常出现负值，国内储蓄没有充分用于本国经济建设，闲置资源以贸易顺差形式输往国外”（武剑，1999）。第三，投资难以找到适当方向。过去的投资已经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过剩是结构性的。由于科技开发能力的不足和劳动力素质的欠缺，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技术含量低的资金密集性或劳动密集性企业，形成过多产品。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高储蓄率的存在使得投资挤占国内消费，造成产品过剩。本来，过剩产品可以依靠出口来消化，但我国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出口导向性经济，已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据相当份额，再增加份额难度加大；另外，生产能力过剩是全球性经济现象，再加上适逢东亚金融危机，给当时的出口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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