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压力下的农村发展_财政论文

　　一

　　“三农”问题的归结点是农民问题，集中体现为农民收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增幅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与此同时，农民生产性负担和非生产性负担日益增长。

　　首先，从农户收入增长情况看。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为9%，1997年增长减至不足5%，大体在4.6%左右，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 1%，2001年增长幅度为4.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研究人员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和农业比较收益的降低，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中来自农业收入比例在持续下降，1998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部分的收入比1997年减少了30多元，1999年继续减少50多元，2000年又减少40多元，3年累计较1997年减少131元。2001年来自农业的收入有所反弹，人均增加了30元，但四年时间累计仍减少了101元。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而非农业收入不到家庭总收入的10%，因此，纯农收入的减少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农户收入降低，而且意味着这些农户收入将出现持续走低的趋势。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2.56：1，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生活消费方面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93倍，1999年上升到3.37倍；从储蓄情况看，到1998年底占人口30%的城镇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达到11324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仅为1202元，城市居民储蓄是农村人口的9.4倍，这一数字在1985年为6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向城市倾斜， 城市基本设施投资大幅度增长，城市居民相关的基本生活设施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而县以下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增长缓慢，县级以及县以下的地方财政直接用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活和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更多集中在中心城镇，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资则增长缓慢，大多依靠农村自身的积累和集资。这一情况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

　　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户预期和现实支出增长趋势却有强化趋势。一是农户的生产性支出呈增长趋势。我国农村农户是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合一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我国农村农户的生产性功能是消费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生产性支出是农户支出的大头。土地承包以来的多年积累，农户耐用大型农机具的投资已经相对稳定，农田基础工程投入相对来说也趋于稳定，但是常规性生产投入如化肥、种子、农药、农用柴油、电力的投入并没有减少，而且随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呈现增长趋势。据农业部有关部门对2003年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情况160个农区物价信息网点县的调查分析，目前几种主要化肥价格上升幅度在1·5%到2·5%左右。由于种植业普通品种市场价格长期低迷，迫使农民适应市场供求情况调整种植结构，逐渐向优质经济作物调整，随着种植业向优质品种、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化种植调整，其中化肥、农药、农膜以及种子、技术、劳务投入也将出现结构性调整，农民生产性投入将进一步加大，某些投入—产出之间时滞和持续时间比较长，在短时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产出难以弥补投入的支出，所以在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户在短时间内将会加重负担。

　　二是农村教育、养老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非农业生产性支出增长，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负担。我国是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低保国家，同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资源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国家财政也主要倾斜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负担，实行家保家养；尽管我国对教育实行义务教育，但农村地区教育投资不足问题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教育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人头费，既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微薄的福利，为了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农村基础和义务教育后的高中教育的投入相当部分还是依靠学校的自主收费。据调查，中西部地区农户对孩子的高中教育投资一年大体在2500元左右，包括孩子的食宿费用和学费、教材课本费用等，因此供养一个高中生三年时间需要7500元，如果加上为考大学增加的一年的复读时间，一个农村孩子高中阶段的教育费用在10000元左右。据有关专家调查，我国目前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投入人民币8万元左右。就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全家4口人，每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扣除每人每年生活费1000元左右，实际可用资金只有4000元，其中生产性支出储蓄要占到可用资金的50%.所以，如果把这些剩余资金全用在培养子女上学读书上，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一户农民20年的积累。

　　非农业生产性支出中的另一个大头是医疗费用的支出。与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制不同，农户承担着个人和家庭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全部职能，目前农村基本上实行的是以户为单位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国家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覆盖农村地区，随着农村家庭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趋势，加之，由于医疗药品市场管理混乱，医疗费用呈几何基数增长，农户预期支出将进一步增长，这将迫使农户预留一定的积蓄作为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据有关调查，医疗费、治疗费、医药费价格上涨幅度近几年已经成为突出问题，一些妇科疾病的治疗费用如生孩子、子宫肌瘤切除以及普通外科手术费用已经由过去的几百元上涨为3000到5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住院费用负担。现在农村养老是一个突出问题，现在大多农户为两个孩子，随着农村人口老年化家庭养老负担将呈现增长趋势，为了应付养老和疾病，农户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作为养老和医疗保障强迫储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医疗、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教育、高考教育日益向中心城镇集中，这也造成农村医疗和教育收费标准趋向城镇居民收入标准定位。

　　三是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要是由组织成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农村人民公社和县三级供应，由于行政控制和政治强制动员保证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以生产大队组织机制为基础保证对农户家庭承包难以完成和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从实践中看，在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生产大队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改革以来逐步得到强化，尤其是原先村镇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生产大队，对农户提供直接生产性服务的公共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扩展，如组织农户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对接、组织农户集体运输公司，结合农村种植业的调整，组织采购———生产———批发中心等，以降低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户在市场上的要价能力。在经济职能强化和扩展的同时，这些村镇组织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职能也得到扩展，如组织农村教育、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以及农村安全等。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改革前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改革以来村镇企业发展比较欠缺，以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几乎没有积累，某些地区村一级组织缺乏集体经济支撑而造成组织能力低下，集体公共产品几乎完全靠农户集资或摊派，甚至农村大队管理人员人头费也要靠摊派和提留，不仅无力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甚至连维持大队的基本管理职能都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主要由农户自筹，如公路、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电视通讯广播设施以及教育设施，都需要农户自筹来组织，有些实行分级分摊。有些则因为经费短缺不得不实行分包给农户经营，把本来属于集体提供的公共品转变成收费服务项目和经营性项目。目前，随着改革前农田水利设施进入后期维护使用期，国家专项经费难以到位，这些投入还是主要依靠农户筹集。这种隐性负担也有增长趋势，不过这些隐性负担大多表现为直接的劳务投入或可以以工抵资，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较低，对农户相对来讲负担还不是太明显。随着农户种植业的调整，经济作物和面向市场的作物比例增大，农户对市场供求依靠度加大，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种植业调整后的生产还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批发中心，农户进入市场的渠道缺乏，而且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比较高，甚至受到某些中间环节的盘剥，在集体无力组织，也缺乏组织进入市场的人员的情况下，农户之间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方式进入市场，这势必要加大农户的负担。随着农村城镇化发展，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能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情况下，而且农户由纯农业向多种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