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化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论思考_财政论文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从经济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层面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纵观世界，可以发现，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最早出现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是出现在较为薄弱的德意志？为什么在一些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时，亦还有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却在继续强化并保持着福利国家模式的健康发展？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却还有4000万人口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中国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学者或国际组织在建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智利模式的同时，却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这种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制度？等等。对此，唯一的解释便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乃至修订，均要接受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依赖单一因素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不会是最优决策，大多将注定要遭遇失败的命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处于渐进改革、综合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事业进程中，就必然需要综合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并在推进中确保求稳、求妥、不留后遗症。

　　有必要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会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已经遇到了信誉危机，这种信誉危机起因于社会保障网的残缺、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待遇的无法全部兑现，以及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舆论渲染；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居民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和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维护社会保障的信誉、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其次，社会保障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从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前应当讨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消化历史包袱，改善制约新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等等，而不是放弃正在改革中得到确立的新制度框架。再次，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负责的现收现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个人完全积累的极端激进型道路，而中间道路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坚持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应当在现有基本框架下进行，但现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

　　需要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建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在我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社会保障自身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平均主义”与“大锅饭”盛行，需要矫枉过正；那么，经过20年来的发展，情况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也不能对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视而不见；社会保障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改革的推进不能将职工对改革的热情变成对改革的憎恨。针对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应当包括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尽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广覆盖、适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中的份额、建立完整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在确定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监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持渐进改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既要避免构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也不能对家庭或个人构成巨大压力，在整个社会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智利等发生剧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极端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有效监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则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同样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例如，计划经济几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欠帐，就绝对不是现在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可以偿还的，任何寄希望于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完成这样巨大的还帐任务，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帐，促进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或许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帐户，而对此前的欠帐仍然采取现收现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进入新制度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完全现收现付者自然减少，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偿还历史巨额债务却不会构成现时的巨大压力，我们仍然会沿着改革中确定的既有目标前进。

　　在改革策略上宜采取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官民结合、统放结合、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我的这些观点其实早已在多个场合阐述过，但仍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将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例如，强调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并将多元制度安排作为必要的过渡，将能够解决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从而既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改革目标的路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强调官与民相结合，是基于责任共担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如在企事业单位自愿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慈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并对慈善事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等，均可以不断壮大民间力量，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强调统与放相结合，就是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明确划分，实现中央统一决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层次上应当实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由立法规范，中央则统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及重大灾害的救济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则应当下放，由地方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职责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协调推进，将使社会保障改革进展顺利。强调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是在不损害受保障群体的利益的条件下，对能够由市场替代的尽量由市场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应当鼓励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养问题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终维护家庭保障的基础作用，如哺幼养老既是我国传统伦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现行法律所明确规范的，因此，国家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应当与这些法律相衔接，并促使获得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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