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_财政论文

　　应对SARS危机的财政支出（危机的总成本）

　　——中央与地方财政已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应急支出虽然经过多方努力，此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财政也为此支付了巨额成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应对此次事件中的突发性事件支出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灾害所需费用。从4月初中央财政根据国务院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要求，拨付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的第一笔经费起，截至5月14日，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防治SARS的经费共计126亿元，超过了1999年到2001年三年救灾支出的总和。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在SARS危机中的突发性事件支出数额是巨大的。在我国的财政预算安排中，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预算支出科目有两项：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预备费，二是列在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项目下的救灾支出。我国2003年中央预算中安排了100亿的总预备费，本次动用了20亿（不包括此间中央对地方用于SARS防治的转移支出），属于有史以来一次性支出最多的一次。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约为80多亿元，各地因经济情况和疫情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税收减免与各项财政性收费减免形成的财政支出自5月9日起，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免税费的政策措施，这也构成了一大笔税式支出和财政性收费式支出，成为今年现实财政收入的减少数，根据去年财政性收费和税收收入估计，此项支出也有十几或几十亿元的数额。具体情况如下：

　　5月9日，国务院决定自2003年5月1日起至2003年9月30日，对受SARS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15项政府性基金。这15项基金中，属于中央的收入全部免收；属于地方的收入，具体减免幅度由当地政府决定。

　　5月11日，国务院决定对受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民航的旅客运输业务和旅游业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疫情和对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实际情况实行如下税收优惠政策：对饮食业、旅店业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出租汽车司机免征个人所得税或降低征收定额。对出租汽车公司和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公司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在此前后，与国务院政策相配套，各地方的其他政策也陆续出台。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和杭州的政策较为典型，包括对一线医护人员和出租车行业个人所得税的免除；对酒店、餐饮、商贸等旅游性服务业的部分行政事业收费和经营性收费的减免；提高出口退税补贴比例；加大财政对医药储备力度的支持；对资金周转困难的旅游、餐饮、娱乐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支持；调整了交通运输、旅游业、娱乐业的税费等十几项税费优惠政策。

　　——由于宏观经济增长减缓（GDP增速下降）带来的隐性财政支出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减缓是确定的。乐观地讲，会下降0.2-0.5个百分点，悲观地讲，可能下降1-2个百分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税收收入增长了30%，达到727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去年全年税收收入18900亿元的38.46%.但是第一季度的税收增长很快会被减税和经济增长下降所冲销。据国家税务总局估计，受经济增长减缓影响，今年全年税收收入可能会减少300亿元人民币（将受益行业带来的税收增长与受损行业带来的税收减少一并考虑）。其他财政性收费和基金项目自然也会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而有所下降，这些都构成此次SARS危机带来的隐性财政支出，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我国财政公共卫生支出状况的分析“卫生总费用”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衡量卫生总投入的一般指标。它包括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三大项。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是指一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卫生事业经费拨款总额，即政府财政卫生支出。

　　在我国，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对象覆盖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卫生局机关）、公共医疗机构（医院、卫生所等）、公共卫生防疫机构（流行病、传染病、职业病、地方病防疫站等）、医学科研机构（医学研究院所、医科院校）、突发性事件的医疗救护（地震、洪涝灾害）等。

　　公共卫生支出范围主要包括卫生管理部门管理费用支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工资和福利支出、卫生设备支出、卫生科学研究支出、医学教育支出、预防保健支出、突发性事件的医疗救护支出（地震、洪涝灾害等）等。

　　——从“卫生总费用”指标的规模和构成看，近十年来，公共卫生支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1991—2000这十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总量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尽管如此，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191个国家中居141位，仍属低下水平。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总额也在逐年增长，从1991年的202.3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709.5亿元，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却在下降，从1991年的22.8%下降到2000年的14.9%.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这十年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由1991年占卫生总费用的38.3%增长到2000年的60.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变化情况直接反映出我国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变革，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公费医疗制度彻底被打破，我国居民开始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但是，此次SARS危机又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虽然卫生支出不再成为政府的包袱，但是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是否足够了呢？

　　——从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卫生事业经费”指标看，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

　　政府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经费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是它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2.36%下降到2000年的1.7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年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财政公共卫生支出严重不足。从这方面，似乎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出此次SARS危机中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为何措手不及的部分原因。

　　——从“卫生事业经费”使用情况看，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用于预防保健和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比重很小

　　我国卫生事业经费中，医疗机构的投入是经费保证的重点，尽管卫生事业经费总额从1994年到1997年逐年增加，但是，县及县以上医院的事业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大，如果将医院和中医医院所占的比例相加，城市为64.2%，农村地区为56.5%；用于乡镇（街道）卫生院补助比例，城市为 9.6%，农村为 23.8%；用于预防保健的比例，城市为13.2%，农村为15.6%.也就是说，目前政府卫生事业费主要用于医疗机构，尤其是县及县以上医院，并且主要是人员经费支出，而用于农村基层和预防保健的业务费用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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