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不仅在文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在高等教育方面亦有不凡的见解，有些观点时至今日依然很有价值，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文章从他的大学理念、高等教育地位、精英教育、师资建设、人才培养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王国维；高等教育思想
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字静安，号观堂，浙江宁海人。他是引进、吸收、融解域外学术思想，以及运用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诠释古代典籍的先驱，他除了在哲学、美学、史学、考古、戏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还致力于教育学的研究。他参与创办并主编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20世纪初即开始介绍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所译日本立花铣三郎著的《教育学》，是近代中国学者翻译的第一部外国教育学著作。虽然他一生的成就主要不在教育，拿他自己的话说是“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1］然而其教育思想不乏真知灼见，对高等教育亦有精辟的见解。
一、大学理念：自由研究学术之场所
提及什么是大学蔡元培曾有过论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然而早在蔡元培之前，王国维就已经阐述过类似的观点。
王国维认为，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重在理论研究，而不是职业培训基地。他指出大学是国家最高之学府，不能把最高学府与工厂相提并论，因为“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因此，大学不仅要研究应用学科，而且要进行基础理论的“学理”研究，因为“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即理论可用来指导实践。王国维认为，大学还要讲授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这样大学才成其为大学，才能以示世界。
在人才观方面，王国维指出，大学是培养学术人才的地方，培养的学术人才应是“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3］要造就这样的人才，使之能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就应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而且必须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发展，“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可见王国维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心态。
此外，王国维还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大学的学术要发展，必须要有学术自由和独立，应当“苟有研究者，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学术要自由与独立，首先应做到视“学术为目的”，不能把学术当成“政论之手段”。因此，学术独立，应破“以官奖学问”。以官奖学，实为剿灭学问，使学者官僚化。此外，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要去知识有用无用之见，主张在各种文化的互相观照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今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时代了”，所以，一方面不仅应学宋明儒学，诸子之学也要学，“欲知儒学之价值，亦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西洋之思想并非异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主张学习西洋哲学。
简而言之，王国维的大学理念为：大学是自由研究学术与培养学术人才之场所，应当做到学术独立、兼容并蓄，培养的人才应学贯中西。
二、高教地位：高教先行，亟兴高等之教育
积弱积贫的中国，教育究竟应从何处着手？当时人们的意见不一，许多人“动曰小学小学”，“日日言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则往往谢不敏；若进而主张高等及专门教育，未有不惊其河汉者也”，大都推行平凡教育主义。但王国维认为，当务之急不是中小学，而是兴办高等教育。并分析了原因。
首先，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根柢。尽管就个人学习的顺序而言，由低到高是教育之常理，然而，当时中国的初、中等教育“教员之缺乏，可谓极矣！”因为当时的初等学校多为“蒙塾”，教员多为旧时的秀才、举子，这些满脑子都是旧思想、旧学问的“蒙师”是不能“兴普遍之教育”的，即使是在教育比较发达的浙江，新兴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也是“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能族任教员之任，况人数亦属无几。”因此，要培养出合格的小学教员，就必须先办好中等教育，而中等教育也存在同样的师资问题，又需要办好高等教育。因此，学问的根柢与教师的培养，最终还是要由高等教育来承担。“不兴高等教育者，则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处。”［5］不兴中等教育，则小学教师素质成问题，不兴高等教育，则中学教师素质成问题。高等教育办不好，则初等、中等教育要达到“平凡苟且之成绩亦终不可得。”因此王国维讥讽“动曰小学小学”的所谓平凡主义为“苟且主义”、“颠倒主义”，并将“曰师范传习所，曰私塾改良会”的人贬为“尤苟且主义中之苟且者。”因此，他主张先办好高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中等、初等教育“立其根柢”。他提出，从全国的中学生中选拔“智力之优胜”并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外语水平者，经一两年严格训练授以专门知识，则定会在短时间内较好地解决“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的矛盾，为中小学培养出得力的师资。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适时育才兴学的良策。
其次，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国情，高等教育是中国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因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初等教育虽质量不高，甚至“卤莽灭裂实甚”，总还存在一些，“然仅可谓之不全，未可谓之绝无也”，但高等教育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谓之无也可矣。”［5］所以，他根据当时“国事之亟而人才之乏”的状况，指出“吾国之所素乏及现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5］ 王国维认为，当时中国 “学术之绝久矣”，他把“学术之绝”的问题看作是与国家兴衰相连的，若“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则“胥天下而亡”。因此，要兴学术、振兴国家，则非办高等教育不可。他由此分析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好处：培养学术人才必须由高等教育来完成，高等教育发达了，才能为国家培养“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并且“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使之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由此可废外国留学；高等教育还可为中等教育培养师资，进而惠及初等教育，最终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三、人才培养：推崇“贵族主义”，奉行精英教育
王国维所谓的“贵族主义”并不是政治上的贵族主义，而是指智力上的贵族主义。他认为人的智力有高有低之分，初等教育是基础，因此“下愚之人亦有受教育之权利”，国家有义务提供，并应该以普及为宗旨；但高等教育“其性质全与此异”，是显示“国家学术之发达者。的晴雨表，培养的是学术精英，因此应当注重质量，实行精英教育。方法为：通过在全国中学生中进行选拔试验，挑选智力超群及有普通学与外国文知识的学生数千人，先进行一二年的预备学习，然后授以专门之学。如此以来，这些受过正规训练的精英，即使和“外国之蹈小学中学之次序而按格入大学者”相比，也决不亚于他们，“必有优无劣”。全国上下，所选学生不过数千人，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了。为什么要这样严格挑选呢？因为“今日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如此”。他认为这种方法最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贵族主义，今日最适之主义也，况其余润及，又足以立中学小学之根柢乎！”高等教育不是普及化的教育，而是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级人才，而我国的高级人才又极其缺乏，因此只能实行精英教育；这种精英教育同时又可以为中学小学教育培养优秀的师资，为初、中等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此外，对于留学教育，王国维也主张“知力上之贵族主义。”20世纪初，中国留学成风，王国维冷静地观察，发现这一方面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王国维指出，留学生大半学的是“速成政法”和“速成师范”，甚至“以不谙外国语之人，涉数千里之外，学到粗浅之学”，其质量不容乐观。这样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国家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他主张必须控制官方留学的名额，挑选分科大学毕业生中的精英，赴国外留学，以规范留学教育，提高留学生的质量，培养对国家有用之人才。
四、师资建设：从引进到自主培养
兴办高等教育，最难的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大学应当是大师荟萃的地方，但当时小学中学教师都很紧张，高等教育的师资问题又怎么样解决呢？王国维就此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
首先，王国维认为，必须控制官费留学的名额，一般学科不派留学生，用节省下来的留学经费来办自己的大学，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即使稍有不足，而在国内教育之人，必数倍于留洋之人数，由此可以为中小学培养合格的师资，从而为高等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还主张，对于国内的一些新兴学科，在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师资时，应大胆起用外国专家，作为权宜之计，“非用外人不可。”［5］有人担心聘用外国人会导致侵犯教育权，还有人担心聘不到外国人，即使聘到了也不为所用。王国维对此作了反驳，他认为“夫用舍之权在我，则权何自而侵？至后二者，唯监督者之不得其人斯有之耳。”用与不用由我们决定，他们怎么能侵权呢？只要“得其人”并“尽其用”，使之有“知己之感”，便可杜绝“揽权旷职之弊”。后面的担心更不是外国人的事，而是监督者没有尽职尽责罢了。他进而分析到本国人也未必能人尽其才。因此“以监督之不得其宜，而谓外人之不可用，则未免因噎而废食也。”
然而，引用外国人为师终非长久之计，高等教育的师资最终还是要实现本土化。高等教育兴办起来后，留学生限于从分科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并规定以“研究学术之阃奥”为目的，以严格控制留学生的质量，“以备他日教授之选”，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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