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想

【原文出处】现代哲学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7～12
【分类号】A3
【分类名】邓小平理论
【复印期号】200111
【标题】论邓小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想
【作者】庞跃辉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邮政编码：400041
【正文】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必将置于新的时代坐标之中，具有新的逻辑定格和现实根源。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一直非常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且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富有精深的理论要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重视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是邓小平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内容
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理性思考，针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充分体现优越性、不断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基点上，才能从根本上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因此， “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从邓小平的深刻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邓小平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同切实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重视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利益需求，最终圆满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精辟见解，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认识的新飞跃，对于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我们党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形成于五十年代，是当时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一理论本身也是不尽完善的，有些方面对于新时期和新形势已显滞后。例如，该理论由于当时历史认识的局限，对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物质利益问题及其根源和解决方法等重视不够，侧重论述的是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和批评、说服、教育等方面的解决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比当时创立这一理论的时候要复杂得多，而且物质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因此，要面对新形势发展理论，十分重要的就是要着重从物质利益角度来分析研究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科学掌握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的思想方法。其实，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页。）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来看，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利益”，显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精神利益”，而且包括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列宁也曾指出，要达到共产主义，不仅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而且还要“依靠对人利益上的关心”，否则，“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注：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2页。）。从列宁在这里把“热情”与“利益”相区别来看，列宁所说的“利益”显然是着重指人们的物质利益。邓小平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物质利益是产生革命精神的经济根源，完全排斥人们的正当物质利益，不从经济根源上考虑解决人民内部利益，那就违背了唯物论的原则而陷入了唯心论的泥潭。
实践证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完全离开物质利益去认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仅仅依靠单纯的和空洞的说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问题，是不可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4页。）“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页。）正因为如此，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味离开物质利益、离开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是必须承认物质利益，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正是力图做到这一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在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切实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最为迫切关心的提高和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问题，积极地化解和缓解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并且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是邓小平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一大杰出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新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坚决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保障。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是他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尤其是对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作出深刻反思和深刻认识的思想结晶。在十年“文革”大动乱的日子里，我们国家本来就不完善的民主法制又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被严重歪曲，人民内部矛盾纷纷呈现出尖锐对抗性的状态。邓小平指出，之所以会发生如此状况，带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就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9页。）邓小平这一深刻的论断，使我们认识到，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失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原因，则在于我们党和国家还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法律化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没有能认识到这样一套民主政治新体制，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所以，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也就是说，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切实通过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各项法律制度，从而给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可靠的有效机制和制度保障。因为邓小平认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针对旧体制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造成的种种障碍，邓小平指出，在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诸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
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334页；。）邓小平指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