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案”为考察点

内容提要：政党与票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两个特征，而这种特征要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政治营销为前提。检讨民初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为组成责任内阁而展开的国会竞选活动，发现民初的政治发展受挫及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黩武主义；即后来孙中山讲的“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关键词：政治营销宋教仁政党政治政治选举

民国以还，宪政史上有不少令人揪心的话题。国人急切追求的目标多次眼看就要变为现实，却又在刹那间失之交臂。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就其表征而言，至少有两个象征物：政党与票选，而这种表征欲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并正常运作，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公开而合法的政治营销为前提，否则就徒具其“征”。据此，检讨清末民初的政治发展及宪政失败的症结，最具个案研究价值的当推民初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为组成责任内阁而展开的国会竞选活动。

一、清末急剧膨胀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按哈贝马斯解说，当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能够形成公众舆论的领域，它应对所有公民开放。当人们在不必屈从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也就是说在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发表其观点时，公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哈氏认为德国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特征为：主要成员是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其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最新的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公共领域形成的特征是：一、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了起来。”二、各类会、社、团的增加。社团大量出现的进步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其组织形式，不如说是由于其显著的功能”。新式社团“是通过招募而由私人成员自愿组成的。在协会内部，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依照多数原则。在这些一定程度上还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中，后来社会的政治平等规范得以贯彻实施。”[1] 　　

征之于清季，哈氏所描述的这些公共领域的特征早在19世纪末就显露出端倪。变法维新期间报章及各类社团的数量大增，且报章上有关各地读书会的报道也时有所闻 [2]。不仅如此，梁启超有关“合群”的论述还进一步从学理上论证建立公共领域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所谓“独术”，“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群术”，即使民众“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西强中弱，在于“泰西群术之善”[3]。梁氏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拓宽公共领域的活动，如办报纸、兴学堂、立学会等。

自1901年慈禧推行“新政”之后，公共领域得以进一步扩大。所谓“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原先康、梁发动的变法维新重新启动并使之合法化，其间于公共领域的扩大关系最大者当推1905年的废科举。此举的意义远非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它意味着传统的读经——科举——入仕的正途被诸塞，官僚政治系统与传统教育系统的高度一体化的格局被打破，政治资源由有计划分配变成了无计划配置。由于切断了知识分子加入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常规渠道，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势，但他们的文化地位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反而呈上升之势。原因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及成就取向由单一而多元，由专注四书五经转而面对一个无限广阔的知识空间，文化及出版界的精英人物铆足了劲，将有关新知的出版物大量投放市场，文化市场一下子激活起来。文化产品的制造与消费似乎在你追我赶。从消费群体一极来看，据学部的统计，1904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总数才92,169人,而到1909年急增至1,560,270人[4]，而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前夕学生数为300万，是1905年的12倍[5]。这300万人有不少就是哈氏所讲的“阅读公众”，他们凭藉新式媒体、学会、社团等，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力较之传统的绅士要大得多，? 浠疃占渚拖袼窃亩恋氖槟恳谎诓欢戏糯蟆?/P>

废科举是对传统的政治及社会控制所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松绑。国体、政体虽未改变，但因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和部分绅士在行动和情感上由依恋传统而转向革命或立宪，从而给未来的政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个人思维空间的扩大，为晚清公共领域的扩张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预备立宪期间朝廷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6年)和《大清报律》(1908年)被视为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法，虽说是“最早”，但在至1937年中国颁布并实际执行的7部新闻法中，它却是“比较完备、比较合理、比较开明”[6]的法规。因为有法可依，作为衡量公共领域的重要尺度的媒体也就进入一个体制化的新时代。平心而论，检视晚清的报刊，其时报人的舆论空间，并不比北洋及南京政府时期小。　　

“新政”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交通的现代化及城市化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主要城市的空间均突破老城墙在向外扩大，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由19世纪的0.4-0.5%上升为3.5-9.8%[7]，城市间的往来也因铁路的通车更加便捷，铁路里程由1895年的400公里增至1911年的9600公里。电报业的发展使得大中城市之间的联系及与国外的沟通均能以一线系之。日行千里，耳听八方，正由神话而变为现实。　　

    清末公共领域的扩大，正在悄悄地而又快速地打破原先社会与国家间的力量平衡，社会力量急速膨胀，而国家力量在收缩。清廷可以说是在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失衡中轰然崩塌的。　

    清亡民兴，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及实施所带的社会巨变是多方面的，而因报禁、党禁的解除所导致的报刊、及会、党的繁荣恐怕要远远超过经济及其他方面。《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这从法律文本上扫除了公共领域扩张的障碍。一时间，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过去中国媒介的重镇是在上海，报人假公共租界的法律以求自保。民初则风水倒转。“宋案”发生前，全国报馆多达500多家，而北京独占五分之一。报纸的销数多达4200万份[8]。传媒重镇由全国的文化中心上海回到政治中心北京，表明政治家及批评家欲抢占有利位置从事政治营销的远见卓识，这也是公共领域扩大的表现之一。全国自武昌起义爆发至1913年底，公开的党、会、团等有682个[9]。另据民初著名的政论家黄远生写的通讯，自1912年2月12日至同年11月，仅北京一地报内务部立案的报馆多达90多种，加上原有的报馆，总数超过百余种；北京报民政部立案的社团有85个[10]。有趣的是，北京的情形颇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那时各种小型政治团体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789年，在巴黎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家都要组织自己的俱乐部或出版自己的报刊；仅从2月到5月就冒出来450个俱乐部和200多家报刊!”[11]

随着媒体与社团的激增，舆论空间几乎到了没有边界地步，这从媒体上的反袁言论可窥一斑。以1912年3月在沪创刊的《民权报》上的文章为例，4月16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26日有《讨袁世凯》。类似的报刊在京、沪还有很多。舆论空间的放大，表明在这一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得以兑现，各类媒体皆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力量时刻都在膨胀之中，这对政党政治及票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二、应运而生的政治营销

公共领域与政治营销的内在关系，用康有为的话语表达也就是“以群为体，以变为用”[12]。公共领域的扩大，为官方及非官方的政治营销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

中国人对出于政治目的的营销并不陌生。早在秦末有人书“陈涉王”置鱼腹中，编造并传播“陈涉王”的政治神话，但这不是现代民主社会中所讲的政治营销，现代政治营销应具有公开性、大众性、平等性，各种政治理念均可在“消费者”中间自由行销。近代最早在中国从事文化及政治营销的是寓华的西方传教士。传教士的天职就是营销自己的宗教。其营销渠道主要有组织传播（建立教会组织，发展教徒）、口语传播（做礼拜、宣讲圣经）、媒介营销（创办教会及世俗刊物）。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的受传者学到了师傅的技巧。国人不甘为人后、仅作受传者，他们也想尝试做一个主动的传播者，于是就有中国最早的报人，如王韬辈；也有些报人侧身西方人创办的媒体（如长期在《万国公报》供职的沈毓桂），他们力图发出民族的声音，不经意间，西方的现代政治营销方式植入到了中国社会。　　

甲午中国溃败后，全社会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情绪激昂。他们无法像先辈那样斯文儒雅或循规蹈矩，以集会、演说、办报等方式来营销自己的救国政纲在清末已变得越来越平常。凡立社团者必有演说。1897年湖南南学会成立，巡抚陈宝箴发表演说时，听众多达千余人，它与次年康有为等在京师成立保国会时的演说，堪称世纪末最为经典的政治演说。20世纪初上海的张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年中国政治